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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关怀的概念是近代西方思想家提出来的,但终极关怀之意却存在于一切文化系统中。张岱年先生把古今中外关于终极关怀的思想划分三种类型:
1.归依上帝的终极关怀;
2.返归本原的终极关怀;
3.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
无论何种类型的终极关怀都与关注人的具体和直接利益的初级关怀不同,它指向人的生存之根本和最高意义,是人的精神归宿。故此,终极关怀使人安心地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它,甚至情愿为之献身。在这层意义上讲,终极关怀与人的死亡有着天然的勾连。
一
孔子思想说到底是教人成君子、做圣人,成就个人道德。这是孔子从人之为人处对人基本特质的规定,也是他认定和倡导的人生之道,是他所主张的终极关怀,其核心内容是实现“仁德”。这实际上是从人生哲学的意义上确定了“仁德”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终极本体”,即是人的存在和意义的终极源头。而求仁立德也就成为人特有的对象性活动,表达出以人自己的行为构造人自己的生命的原则,彰显了人对仁德的终极性关系。正唯如此,孔子谈及生命活动之终结的死亡总是与仁德相联,是以道德为中心,阐发了对社会各种死亡现象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带有鲜明的道德色彩。
在孔子思想中具有中心意义的仁,孔子谈论最多,却没有作概念性说明,针对不同情况,仁的解释各有不同。但视孝为仁之本则是确定的,有子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的主张完全符合或代表孔子的思想。儒家对孝的内容有许多规定,其中最具概括性的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礼和仁都是古己有之,把二者联系起来却是孔子首先提出来的。孔子意识到仁与礼在道德实践中互为手段、互相促进,礼是个人实现仁德所必需的外在途径。就是个人要获得仁德,必须接受礼的约束和监督,一方面由礼约制个人私欲,另一方面在按礼之规定行事过程中,礼所蕴涵的仁道就会逐渐深入人心,内化为仁德。实际经验证实持久的“他律”,有助于人们较普遍地形成道德觉悟,促成自觉的自我约束。
孔子认为,临丧必哀,是丧礼的最本质的内容,“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八佾》)对临丧不哀表示很大的气愤。《论语》阳货篇有段孔子与弟子关于“三年之丧”的对话,具体而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孔子的观点与主张孝不只在物质上的“能养”一样,所看重的是人类所特有的超生物的道德情感。孔子把临丧而哀这种具有本能性的自然心理,赋予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内容时,是希望临丧而哀由一种本然的心理状态,升华为充分自觉的道德观,转化为主动的道德行为,是以道德改造和转变人的自然本性。此外,对死者的丧礼做得尽善尽美,是强化了亲子相爱之情;祭祀先祖的祭礼竭尽尊敬、真诚去做,是以超越时空方式来维系和扩大亲子相爱关系。可见,“慎终,追远”(《学而》)之教,具有使人心趋于仁的教化功效。儒家注重丧祭之礼,另一个原因是丧祭活动可以体现和维护社会等级。儒家坚信社会等级的存在天经地义,如果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去选择符合自己身份的礼,则无论贫富贵贱皆能各守其份而不淆乱,自然会相安无事,从而社会自然会井然有序了。因之,孔子容忍不得违礼的行为,孔子知道违礼就是违背仁德。“仁”从其爱人的表现形式看,似乎是一个情感问题,其本质则充分展示着理性的光辉。孔子在论述“仁”显然对情感有清楚的意识,他所强调的是人的道德情感,道德情感虽然是心理性的情感,但不是自然情感,而是对理性价值认同所产生的情感,具有精神性。现实生活中人的本体境界,总是与现象世界有所关联,总要与表象存在相沟通。于是,人就离不开能够在实际层面起指导作用的理性意识形式对情感予以的整治和提升。这样,孔子的立论就具有了合理性和普遍意义。
尤有可言者,孔子维护社会等级以及差等之爱等主张,只是在强度上或顺序上,而不是在根本上高于仁爱的基本精神。“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表明孔子把人作为一个类同其它物类区别开来,更表达出无论在什么意义上人与物相比都是最宝贵的普遍仁爱的思想,这是非常伟大的人类之爱,是对人类生命无条件的肯定。春秋后期,统治者仍在任意摧残杀戮人命。孔子从其仁爱精神出发,也基于实际施政方面的考虑,坚决反对草菅人命,就是对以俑殉代替人殉也是怒不可遏,为改变对人任意宰割的概念作出了贡献。
二
能够思考终极关怀的人认识到死对生一定是相干的,它不仅是生命过程不可逾越的界限,重要的是它的存在构成生命内在的张力,压迫人们以构成方式思索生命价值和意义这一人生根本问题。在现实生命活动中这一问题外化为强烈的人生紧迫感。这种根源于个体生命有限性的紧迫感促成孔子关注人生时,充满了“忧患意识”。孔子忧患意识的实质是生命主体面对生命有限性自己应尽责任的觉悟,其内涵可概括为孔子在论语卫灵公篇讲的“君子忧道不忧贫”。“忧贫”意指世俗的初级关怀,“忧道”则表达出儒家的终极关怀。具体说来,孔子是围绕“仁德”这一人生之道,提出了一系“忧患”。正因为孔子之忧患所指是忧“德”,从而避免和消除忧患之道就是修德进业,成为仁者,所谓是“仁者不忧”。(《子罕》)
在《论语》中我们看到孔子的死而后已的“君子有终身之忧”(《孟子·离娄下》)的观念,“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即便是已意识到“道之不行”的时候也还坚持继续为弘道行仁奋争不止,尽力而为,反映出孔子所为已突破现实因果限制,看重的是符合“仁德”的理性要求。特别是在实行仁德与求生发生矛盾二中必取其一时可以牺牲性命去成全仁道,而不能因求生而损害仁德,“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这一生死选择凸现仁德价值高于生命,并明示生命的最高价值在其道德意涵。在现实情境中,这种为“仁”而死的“死”负载了人生最大的价值。是人生所能做的最大的德行,与仁德完全融为一体,达到了道德的最高境界,所以要远远高于仅仅是肉体的生命存在。这也表明孔子在倡导承担死亡的同时,也主张积极选择死亡的方式。从世代传承的角度看,人之如何死亡的方式,就是人如何参与后来的方式。“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孔子以强烈情绪化方式传达,人死不是像动物的死是一个终结,从社会历史延续存在的意义上它恰恰是一个起点,故人要对死后的“未来”负责,就是把“好名声”留存于后世。这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战胜死亡恐惧的积极方式。对死的恐惧主要来自于死亡意味着虚无或不存在,即死是生的全部毁灭的观念。人类历史上超越死亡的尝试证明,企图从物理的角度使人的活性肉体长存是完全不可行的,而只有人的各种具有社会价值的创造物,即孔子所言的“好名声”,是真正具有超越性的东西,可永存于世。在这里我们看到,孔子把人的存在及其意义同一个永恒的存在整体(仁道)连接在一起,为人的有限存在找到了一个稳定的根基。人生的有限性,总是针对生命个体而言主,现实中的死亡就是具体某个人的逝去。如果仅从人与自身的关系来解读个体的生存,结果只能是分外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短暂性的痛苦。孔子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把人从感性个体层面的存在,提升为体现理性无限的仁德性的存在,造成人的感觉和思考的重点都发生了转向。人在这样高远的位置上思考个人的存在就与无限性的仁道融为一体,由此完成了终极关怀所追求的对生存问题的终极解决。孔子的死亡意识的实质是讲“生”,正视死亡、研究死亡、借助死亡,树立正确的死亡意识旨在服务于现实人生,或者干脆说是为“现时”服务。故此渴望现实生命,对死亡进行不息的抗争、推延死亡时间是孔子死亡意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孔子老年特别希望生命的延长。不过孔子不是单一地为长寿而“畏死”,而是他的社会使命感使然。孔子大半生为实行仁道奔走四方,到了老年发现自己的“仁”、“义”等主张,都能在《周易》中得到更深层次的支持,于是孔子感叹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以求尽可能最大限度地穷尽自己的生命能量,在生命中穷尽生命。
孔子的死亡意识通过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立法与创造,高扬人的生命强力,以抵抗和战胜死亡带来的虚无和无意义,打造人生自立自足的品性,具有很多深刻的思想,值得去学习和探究。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应该清醒注意到的与现代社会不相容乃至对立的思想和倾向。比如缺乏个体性原则,存在着对感性存在的个体生命的轻视倾向。要记住把孔子学说及其后学变成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为专制杀人的利器的历史,警觉孔子死亡意识中某些倾向在现今社会的任何的异化。最后以孔子的学生评价孔子的话来结束本文,“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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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人,他对后世的教育活动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孔子的教育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充实。从他的教育思想中可以得到不少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孔子教育思想对高等教育的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谈孔子教育思想对高等教育的启示全文如下:
摘 要: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关于重视品德培养,引导学生笃信躬行;团材施教,注重循循善诱,发挥受教育者主观能动性;主张博多思,学以致用等观念,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在深化德育、培养模式和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改革,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高教改革;现实启示
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既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也带来了大学教育剧烈转型和深刻变化。要落实育人为本、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科学分析世情、国情和人的需求发生的变化,正视高等教育思想观念存在的偏差,从更新思想观念入手来开创高等教育的新局面。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对他的教育思想观念“温故而知新”,或许有益于我国高等教育界正在求索的改革创新。
一个新型社会当它步进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不能不对自己民族的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索。不可否认,两千多年前的孔子的教育思想观念有糟粕和消极的东西。只要我们摆脱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以历史唯物的辩证思维方法,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社会人生精论和富有哲理的箴言,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获得借鉴和启示。
孔子教育思想的源点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他主张仁政德治,社会各阶层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以“和为贵”,促进人和、家和、国和、天地人和。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品德高尚、博学多才、和谐的人。他以“学而优则仕”、“有教无类”等理念,致力于育人,借以来推动社会的全面和谐。这种力主促进和谐的教育思想内涵丰富,本文只能针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作简要介绍。
1.德者本也,笃信躬行。
“德治”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强调道德教化,反对单靠政令刑罚治国。在育人上,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即学的原则在于发扬光明的德性,革新民心,达到完善。明确指出“大德者必受命”,“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德其名,必得其寿。”“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即只有品德高尚才能承担大任,得到地位、名利、人们的信任和长寿。这里显示出功利性,但只要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这种功利追求是合乎人之常情的。
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的基础和前提。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指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是“刚、毅、木、讷(木意质朴,讷意谦虚)”,实践仁德的标准为“恭、谦、信、敏、惠”。达到仁德的方法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强调要以制度约束自己,以己推及别人。而道德的最高境界子曰:“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毛泽东指出:“孔子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但孔子仅从教育人的角度做了浅显的解释:“不偏于狂,不偏于狷(急躁)”,“择而两端”,“善则称人,过利称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使对立面统一、联结、平衡、和谐。在品德修养上,孔子强调从自己做起,从所能接触的人和小事做起,要重视“修身”、“齐家”、“爱人”、“亲亲为大”、“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提出“益者三友”、“益者三乐”、君子有“三愆(过失)”、“三戒”、“三畏”、“九思”(《论语》季氏篇),以及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都主张从自己、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这些思想对学者品德修养及促进人际关系和谐很有借鉴意义。
2.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他爱学生,“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哭得很悲痛,别人劝解时他说:“我不为这个人悲伤又为谁呢?”伯牛病了,他前去探望,握着伯牛的手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他特别重视师生关系的和谐,提倡“当仁,不让于师。”鼓励学生崇尚真理。和子夏讨论《诗》后,说:“你真是能启发我的人。”孔子问子贡:“是你行还是颜回行?”子贡说:“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说:“我和你都不如他。”还认为“子路好勇过我。”联系“三人行必有我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种谦虚的态度,促进了师生互敬互学、教学相长。他很注意观察了解学生,掌握学生的秉性、特长,有针对性的施教。诸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孔子在《论语》中和学生七次讨论“仁”,但回答每次都不同。樊迟问“仁”三次,先后回答是:“爱人”、“先难而后获”、“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司马牛问“仁”,回答是“其言也讱(说话笨一点)。”子张问“仁”,回答是:“恭、宽、信、敏、惠。”这些回答都有一定的针对性。《论语》中多处记载孔子与弟子平等友好地探讨学问,如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讨论治国的方法,孔子认为他们都没有谈到根本,仍然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也就是各言其志也!”子路和冉有同样:“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这个问题,孔子回答完全相反,公西华感到疑惑,想问个明白。孔子说:“冉有总是退缩,故进之;子路好勇过人,故退之。”对个别学习有困难想打退堂鼓的人,孔子进行鼓励。冉求曰:“非不说(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批评他是自己划定界限,有畏难情绪。孔子对弟子也有严厉的批评,如讨论一个问题子路不服气,孔子说:“我讨厌花言巧语狡辩的人。”并对他讲应注意的六种品德、六种弊病:“好仁不好学,其蔽(弊)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危害人);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说话尖刻);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从对子路的教育可见孔子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
3.君子不器,博学多思。
“君子不器”是孔子重要的教育思想。君子是孔子心目中有理想人格高尚的人,他所追求的是培养担负治国平天下的人材。这样的人才应具有多方面的才干。孔子的六艺施教,本质上就是主张全面发展。礼、乐、射、御、书、数,大体上讲,礼是讲德,讲做人处世的规范;乐是讲美,讲陶冶情操;射、御是讲体,讲实用技能;书、数是讲智。综合起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打好基础、知识面要宽,要全面发展,提高综合素质。他的教育内容十分广泛,强调学好基本内容,打好基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不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认为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的和谐发展。对少数高材生才授之以“易”、《春秋》,“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孔子“五十以学易”,对于夏商周的礼仪规范要得到人们共识恪守需要论证,不能论证是“文献不足故也。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足,则吾能徵(证)之矣”。“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学而不厌”,“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挖掘研究,丰富和完善教学内容,非常可贵。
孔子在教育中把教育者看成有人性、有灵性的人,看成有丰富情感、有独特精神境界的人。他尊重人的内在因素,注重调动人的内在主动性。他在施教中注重启发、引导、促进独立思考。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即不在苦苦思索想不通、道不明的时候,不去开导;举一例而不能类推三个道理,我不重复讲了。强调学习结合,主张“学而不思刚罔,思而不学则殆”,“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日知其所亡(每天学点自己不知道的知识),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重视精益求精,主张“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好乐之者”,“默而识之(踏踏实实地学),学而不厌”,高度称赞“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在《论语》中,我们见到的是孔子对弟子优点的肯定、表扬,对不足之处的引导、规劝,促使其自觉,从而见贤思齐、扬长避短。总之,人情味很浓。
孔子的教育目标就是“学而优则仕”、“治国平天下”,使国家“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对卫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孔子强调“富之”、“教之”。要求从政的弟子“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对子张谈从政他要求做到“尊五美,屏四恶”,其要点要:给百姓以恩惠,使百姓劳而无怨;不贪财,不傲慢,不凶猛。他不满意只学不致用的书呆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即不会处理政务,搞外交不能独立交涉,背的很多又有什么用呢?而对一位叫冉求的学生当小吏时加重了赋税更不满,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攻之可也。”这些表明孔子力行学以致用,用必坚持仁。尽管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以培养和谐的人才促进社会和谐的理念未能实现,但其学以致用、服务社会、造福百姓的教育仍是值得推崇的。除从政外,孔子鼓励学生治学育人,在学业上要“格物致知”、“一以贯之”、“孜孜不倦”,这也是儒学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们对孔子的褒和贬可以说都到了极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近几代人的绝大多数已经远离了孔子。在国际上正在兴起的“孔子院热”,促使我们应该理性思考:孔子与现实教育能否相联?如能,继承弘扬点该是什么?作者深知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而且由于孔子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加之当前高等教育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疑难较多,“启示”很难谈!只能从解放思想的角度,壮着胆子谈几点想法,作为精浅探索,有些看法可能不合时宜。
1.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所谓育人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
这个学问就是如何更好地做人,如何更好地做事,如何将做人与做事更好地结合起来。联系孔子的教育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当前高等教育在教会学生做人、做事、做学问以及科学处理三者的关系上,不同程度的存在某些偏颇。如,“立德为先”、“德育第一”是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反复强调的,可谓“深入人心”,但实践却体现、落实得很不理想。孔子的德育是紧密结合社会变革、学生的思想和生活实际,从规范日常言行、和谐处理人与人、人与家、人与社会、人与天的关系入手,培养做人最基本的品格,如孝、弟、礼、诚、信、忠、恕、荣、耻等。以此为基础,在实践磨练中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当前高等教育的德育,体制是在党委领导下,组织政治工作干部、“两课”教师、辅导员实施内容以“两课”为主,辅以学生社团活动。由于“两课”过分强调“学科体系”,由于广大教师在德育方面难以发挥主导作用,导致德育内容不能紧密结合实际,而且难以形成合力,大有“曲高和寡”之势。在智育方面,本科教育仍然是通识教育基础上专业教育,旨在打好必要的理论基础,培养创新意识和专业技能,以及学习方法,独立思考能力。“十年树本,百年树人。”真正能创新、创业并卓越有成就要靠学生今后再学习、苦实践。把大学培养目标定得过高,违背循序渐进原则,无异于“拔苗助长”。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人为分裂,不利于人的思维、灵感的培养和人对规律的认识。这样即使有知识也难以创新。对照孔子的教学内容“少而精”,育人重视打基础,强调博学、多思、终身学习,考试方法注重听其言、观其行,重在致用,借此谋划高等教育思想和培养模式的改革应有所启发。
2.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育人为本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落实育人为本,在认识上应该说已经形成共识,但缺乏新举措,因而成交往难以乐观。究其原因可以道出若干条,如大学功能拓展在校学生急剧增加后,教学中心地位不同程度动摇;培养模式整齐划一,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教学资源整合力度不大,学科交融较以往更弱等。这里不想涉及过多,只想就孔子爱学生、注重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因材施教谈点看法。
育人为本,尊重个人兴趣、爱好、权利、尊严,重视调动人的内在主动性、创造性,注重“导”,防止无原则地“控”和“压”。目前的高等教育,从总体上看,给学生的的自主空间太小,学制、专业、课程、教师都只能按学校规定的计划去做。评定学业优劣的主要是考试分数;习惯用固定思维去制造“标准模式”和“标准答案”,不喜欢甚至不容忍学生提出异议,民主式的平等探讨很难实现;管理制度重“管”而不重“导”,“为学生成才服务”难以付诸行动,学生民主参与教学管理尚仍几乎完全停留在口头上。联想孔子把“爱人”、“忠恕”等理念付诸于教育实践,与弟子平等探讨、亲密相处,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自由发展,启发学生自己刻苦学习,独立思考,学以致用,来思考当前教育方式和教学管理改革是有帮助的。
3.被誉为“至圣先师”的孔子,除学术是造诣高深外,其师德堪称万世师表。
在国家四分五裂、民生困苦的条件下,他兴私学,自动担当为“治国平天下”而培养有理想、有才能的人才的重任,不收学费(收牛肉干的事现有异议),过着难苦生活,无私地兢兢业业地育人。在学术上不断进取、创新,兼容百家,取其精华,使自己的学术更丰富更完善。在敬仰的同时,应当理性思考当前在师资建设上需要重视的问题:如何发挥教师在办学中的主体作用和在育人中的主导作用。在新形势,高校教师承担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的繁重任务,培养创新人才对教师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因此在继续要求教师作蜡烛、人梯、园丁的同时,要重视对其实现个人价值的关怀。职称是教师社会地位、学术水平、经济利益的综合反映,具有导向性和吸引力,是教学管理工作的“牛鼻子”。
教师职称政策要加大教学工作力度,仅出学术论文、科研成果,不教学或不认真教学的不能聘为教授,成果突出的可聘为研究员;教研论文、精品教材、教学成果、教学名师等应与相应的科研业绩同等看待,加大“学生最满意意教师”、“教学名师”的奖励力度,对成绩卓巨的教学梯队带头人和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精品教材的作者可以破格晋升。要承认开展探究式教学,辅导学习困难学生、课外关心学生全面成长等所付出的劳动,并给予应得报酬,还要大力宣传其成功经验和事迹。教师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2005年底,作者所在学校35岁以下的占42.4%,45岁以下的占78.4%,大批学历高、朝气足、勇于开拓创新青年人加入教师队伍有利于学校长远发展,但要他们熟悉教学规律、热爱教学工作、教书得法、育人有方,还需要加强培训和老教师“传、帮、带”。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2]杨叔子:《文明以止,化民成俗》,《中国高教研究》,2005年第11期.
[3]邓晓芒:《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4卷,《苏格拉底与孔子言说方式的比较》,2000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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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这两个新名词透露了中共“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变化”。以前思想政治工作是教育人,现在提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体现了执政党对人的关怀、社会对人的关爱,严肃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始关心人内心的感受,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这拉近了执政党与人民的距离。党员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人文关怀: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设计的新思路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从本质上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和人文关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活动及过程,将人文关怀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设计中也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人文关怀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设计 融入
1.存在对象性人格缺失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对象性实际是指载体发生作用的对象,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受教育者。受教育者的特点会直接决定着载体的设计及功能的发挥,从而进一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设计的对象性人格缺失更多的表现为忽略了受教育者的性别、年龄、性格特征以及现实需要。相同的教育内容对于不同的受教育者采取同一载体进行教学,从而导致受教育者就貌似一个个被动接受、缺乏独立见解的机器。思想政治教育中所传递知识和价值要求就很难深入到受教育者心中,真正实现内化。这就导致一旦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当受教育者的需求和社会要求间产生冲突的时候,那么这种弊端就会完全暴露出来。
2.忽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情感交流的需要
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的形成需要知识、情感、意志、行为全方位发挥作用。在实践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设计过程中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片面强调认知的作用,而忽视对情感交流环节的设计。没有情感的交流,那知识只能作为一般性的理论固化于人脑中,停留在表面层次上,不能真正融入到人的思想意识中,也就不能形成相应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只有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加强心灵沟通,教育者才能更深入的了解受教育者的需要,从而针对性的进行教学。
1.尊重受教育者的个体差异是思教载体设计的前提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设计应更加注重受教育者不同的家庭教育背景、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兴趣爱好。尊重受教育者的个体差异就是根据不同受教育者精神世界发展的需要和思想实际状况来设计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首先要正确把握这种差异性,把握不同类型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规律,从而加深对受教育者的认识,以便因人而异,更好的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重学生个体的个性化发展需求;必须坚持“以学生为本,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的育人理念;充分考虑到受教育者的群体特点和个体差异。其次就是载体的运用要有节奏、有层次。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受教育者的个性特点、心理需要,发展方向来确定载体的选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激发。
2.关心受教育者的需求是思教载体设计的切入点
人的需要和感受是多层次的。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是一个包含六个方面需要的有机统一体。并且每个阶段所表现出的需要是不同的,所以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设计首先要尊重受教育者不同层次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每天接触的事物是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同样决定着人们的需求。根据受教育者需求不断变化的这一特点,就需要教育者及时的了解受教育者,了解受教育者需要的变化,从而设计出不同的教育载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1.在教学载体设计中,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大部分是在课堂中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形式或者融入到科学文化课程各科教学中进行的。在教学过程中,教育者不能单纯强调专业知识的学习,还要充分利用每一学科自身的特点来设计教学载体,要着重注意发挥每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这就需要教育者一定要秉着人文关怀的原则,在传授基本知识、培养基本技能的同时注重与受教育者的现实需要联系起来,满足受教育者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需要。关心受教育者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调动受教育者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只有受教育者认识到自身的主体性地位,才会更乐意参与到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去。
2.在网络载体设计中,促进载体运作的双向性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网民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网络对我国的社会生活、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设计过程中应该抓住机遇,促进人文关怀因素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融合。任何事物的运动都是有方向的,如果事物总是朝一个方向发展,那么就是单向运动,如果是朝两个方向或者多个方向发展就是双向运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运作过程更多的是偏向于单向性。
随着网络的出现,传统单向的以广播、电视一般采取单向传播的方式慢慢暴露出了自身的弊端。网络具有双向性的特点,网络载体以其交互式的传播方式即双向运动越来越体现出了它的优越性。网络载体的设计过程中要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受教育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选择教育信息,并及时作出反馈。还可以在与教育者的交流过程中利用虚拟网名,克服自身的心理弱点促使自己敞开心扉。
3.在谈话载体设计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谈话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者与一个或多个受教育者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向其传导某种思想和观念,帮助其解决某种思想问题或认识问题的一种教育形式。谈话这一载体是个体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载体,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设计过程中,要起到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尊重受教育者个性,尊重其个体差异的作用,就需要充分利用谈话载体,从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设计中融入更多的人文关怀因素。
谈话载体是针对个别受教育者的问题而设计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充分利用谈话载体不仅能有效的解决受教育者的问题,还能促使其更快的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在谈话载体的设计过程中,还要注意尊重受教育者,平等待人,因为在谈话过程中,受教育者与教育者是面对面的交流,受教育者能直接感觉到自己是否受到尊重,是否受到平等对待,这将会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同时还要注重情理交融,不能单纯的摆道理,要在这个过程中“察言观色”,注意到受教育者心理和情绪上的变化,适时地改变方法,将人文关怀融入到每一个教育细节。
【人文关怀: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设计的新思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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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在意识形态的教化中学会思考的人飘浮在意识形态中。要认识真实的自我和世界,先得破解意识形态之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邓小平对毛泽东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的丰富与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 邓小平 意识形态
论文摘要: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毛泽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提出了判断人们言行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方面。邓小平继承并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意识形态建设思想:提出以正确的、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思想,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的核心,提出要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和工作重心的关系,强调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开放性,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对我国现阶段的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不同、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不同,因此所采取的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措施也不尽相同。但是,贯穿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在演进逻辑及基本精神又是一致的:坚决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抵制外来思潮的侵袭,毛泽东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他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准则和核心思想;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举措。
第一,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十分明确地提出“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 〔1 〕 (P704 )而且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列主义才能指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确定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2 〕 (P768 )
面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资产阶级和封建思想余毒的侵蚀,以及苏联修正主义的侵扰,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措施。毛泽东认为,在我国马克思主义虽然已经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2 〕(P784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2 〕 (P785 )因此,通过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一系列的思想运动,对消除封建残余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毛泽东过分估计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
第二,提出了“六条政治标准”作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判断人们言行是非的标准。建国初期,面对国内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的侵袭,如何明确地判断意识形态领域人们言论和行动的是非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解答的重要难题。毛泽东审时度势制定了“六条政治标准”,作为当时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准则。毛泽东指出:“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五)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在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3 〕 (P233 )这“六条政治标准”高屋建瓴地指出了在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如何以正确的标准来规约人们的言语和行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为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政权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第三,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方面。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也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首要措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提出了有关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内容、方法、特点、原则和措施等系统的理论,认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3 〕 (P351 )另外,毛泽东明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原则就是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要及时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而且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他多次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仅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全党的大事;也不只是共产党的事,而是全社会的大事。因此,全党、全社会都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树立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
任何社会制度都需要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来维系,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意识形态支撑自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无疑为巩固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安全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供人信仰的教条,而是科学的行动指南,不是单纯满足于为某种政治价值辩护,而是始终要求将这种辩护建立在对社会规律的科学把握上,把意识形态的辩护功能和科学认知统一起来。〔4 〕在探索和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中,在拨乱反正否定受““””影响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实践中,邓小平逐步明确了必须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内容,必须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意识形态建设思想,高举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提出意识形态建设的四项基本原则,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进一步完善了思想政治工作。
第一,提出以正确的、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思想,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面对““””后极少数人反对马列主义、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 〔5 〕 (P171 )邓小平提出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 〕 (P39 )他还指出:“只有解放思想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5 〕 (P141 )这些科学论断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供了根本的思想理论指导,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引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
第二,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的核心。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他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支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5 〕 (P164 )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的核心思想和基本准则,澄清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是大非问题,为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指明了正确方向。
从内容上来看,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与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 〔5 〕 (P165 )四项基本原则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六条政治标准”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源头和蓝本,四项基本原则吸收了“六条政治标准”的核心思想,是“六条政治标准”的凝练和升华,又在“六条政治标准”的基础之上增添了毛泽东思想的新内涵,防止了思想领域可能出现的混乱,维护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确保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前进。
第三,要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和工作重心的关系。实践证明,阶级斗争不能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邓小平在反思二十年左倾错误时,坚决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邓小平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6 〕 (P141 )经过邓小平的不懈努力,党最终确立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
第四,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邓小平更加强调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掌握绝大多数的先进科技成果,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需要辨明资本主义的哪些东西是共性的,哪些是专属资本主义的。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做‘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 〔5 〕 (P132 )对于市场经济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在1979年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5 〕 (P236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中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6 〕 (P372-373 )这些先进的科技成果不具有阶级属性,是可以并且很好地为我所用。同时,邓小平也反复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绝不引进资本主义制度,绝不引进各种消极颓废的东西。
此外,邓小平也很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强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重要举措。面对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严重挑战,邓小平不仅强调要继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而且提出了一些新论断。他指出:“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 〔5 〕 (P342 )首先,他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应把提倡革命精神同关心、解决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他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5 〕 (P146 ) “其最终结果就是使思想政治工作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走进死胡同。”其次,他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应加强正反两方面的宣传教育。一方面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全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另一方面,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还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同时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既维护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又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发展。
邓小平对毛泽东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启示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必须处理好意识形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必须解放思想、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防止意识形态僵化和意识形态泛化。
第一,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趋势增强,加之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巨大冲击,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必须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一方面要采取各种措施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着眼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中,要严格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增强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力,引导、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在于让人民实实在在体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正如邓小平所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5 〕 (P128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提升了党对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关系的认识水平。实践证明,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实行改革开放,从而把社会主义建设顺利推向前进,才能更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
第三,防止“泛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淡化”两种极端倾向。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6 〕 (P375 )即使要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也要将运动严格控制在适度范围之内。正如薄一波所言:“在如何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结合起来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每到关键时刻,他总是要求我们把握好两个基本点的内在联系和紧密结合,并及时指出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和偏差,为改革开放的大船拨正航向。” 〔7 〕 (P397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淡化”问题同样受到邓小平的重视。任何社会形态都需要主流的意识形态主导,自从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未间断。面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咄咄逼人的挑战,我们要更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淡化”后果是可以想象的、十分危险的。苏东剧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任凭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大行其道。
总之,当代中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指导地位,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防止意识形态泛化,抵制“淡化意识形态”的倾向,确保改革开放事业始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前进。这是我国社会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条宝贵经验。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严高鸿,杜永吉.社会主义的科学精神与价值原则——论邓小平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8).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薄一波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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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有很多讨论君子与小人的章节,从其性格、为人、处事等多方面作比较,凸现出 君子与小人的本质不同。“和而不同”便是其中的一项。孔子及弟子们重视君子与小人的不同,一方面是希望自己做君子,不做小人;另一方面是希望与君子交。“和而不同”,在儒家看来是区分君子与小人本质的标准之一。简单的说“和而不同”就是要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从而在本质上达到相近或相似。
“和”与“同”的区别,最早不是孔子提出来的。《国语》和《左传》中记载了史伯与晏子对“和”与“同”的看法,史伯的话很典型。他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国语?郑语》)“他”有“不同”的意思,在不同中找相同相近的事物或道理,也就是找“和”的过程。史伯进一步阐述了五行变化与具体事物的变化,提出五行变化与具体事物变化不同,虽然五行变化相同,但形成具体事物有可能不同,反之,具体事物表象相同,五行变化不一定相同。史伯和晏子从自然物与五行上来讲“和”与“同”,孔子把它引申到“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当中。何晏《论语集解》说:“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则同,然各争利,安得而和?”这样便把“和”与“同”彻底地归于人的不同上来,君子的看法相同,但他们所做的不一定都一样,如在教化上,有些人认为要出仕做官,有些人认为要教书育人等等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为了教化。小人看似相同,那是为了利益,如果同伴中损伤了他们的利益,很容易生成内讧,如鸟兽散。宋儒十分注重义利之辩,一般地认为义和利是水火不容的。在北宋文人党争和南宋党锢之患中经常为文人所用。宋儒结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用“义”和“利”解释了“和而不同”,认为君子的“和”是“义”的结果,小人的“同”是“利”的驱使。这种解释一直影响到清末,刘宝楠《论语正义》说:“和因义起,同由利生。”
以前,我也解释过“和而不同”,是从儒家的辩证法上来讲的,认为儒家尤其是理学家在动静问题上,是主静的,从而导致在处理矛盾时,以“统一”为第一位,而不是“对立”为第一位。“和而不同”正是体现了这种辩证关系。“和”就是要求在纷乱当中寻求到共同的、统一的属性。这样的理解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不是孔子原来的意思。孔子讲“和而不同”重在揭示君子与小人对事物的看法不同。君子在内心求取相同的内容,而小人求的是表象的相同,这也就是君子与小人追求的理想不同,处事的态度不同。在我看来,君子首先要“立乎大者”,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如果坚持了自己的理想,信念永不到,也便是“和”;至于如何来实现,便不必只守一条道,需要开辟新途径,探索如何能事半功倍。宋儒提出的“义利之辩”很有启发性。儒学中的“义”是起指导、节制、贯串作用的,任何一德,必须服从义的指导,接受义的节制,为义所贯串,而后始能长保其价值,不至转成恶德。孔子思想中的“仁”与“礼”的具体表现就是“德”,分门别类的德有好多中,义便是在其中起连接作用的。
“和而不同”也可以这样理解,“和”是抽象的,“同”是具体的。从史伯到宋儒清儒都在不同程度地讲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讲,学习儒学,有时也学习史学、道家思想、佛学等,都是要找“和”,这样找,一方面就是读书明理,另一方面就是在实际中体会玩味,不断改造自己看法。从尽信书到无书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创新,把所得知识容入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去的过程,把这些知识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这些知识便不再是书上的了,而是自己的,也便无书了。书本只能提供抽象的知识,如史书,其中的人与事不可能完全重演,需要自己从中得到认识,这种认识也是抽象的。“求同存异”和“和而不同”是有区别的。“求同存异”是要找其中相同相近的部分,可以是道理深处的,也可以是事物表象的,达到一定的共识;“和而不同”主要是找其中道理深处的相同相近的部分,不在乎实现途径的不同。与人交往既要“求同存异”,又要“和而不同”,需要认识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也需要认识到别人本质上与自己的共同点,无论是道理上,还是在处事途径上可以找到其共同处,促进互相发展。
总而言之,无论是什么样的道理,都需要去体悟,使之成为自己的认识,“和而不同”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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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子的思想体系最起码有三个问题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一是孔子有没有思想体系?二是如何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体系的构成是怎样的?三是用那些材料来证明或“复原”这个思想体系?首先应该说明,我们现在常说的“思想体系”或“学说体系”是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认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其思想必然是成体系的,研究他的思想,重要的就是完整、深刻地理解他的思想体系。然而事实上对哲学家、思想家本人来说,他不一定都是有意识地、自觉地进行体系建构的,在很大程度上说,他有什么样的思想体系是后来研究者进行“复原”或“重构”的结果。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的研究来说,尤其存在这样的情况。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也无可厚非。所以,我们还是按照学术界的研究习惯,我们仍然可以认定孔子各个方面的思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这个前提下,来相对地理解他的思想观点。
近代以来,从学术思想角度来讨论孔子思想体系的构成,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形成多种说法:如以仁为中心说,以礼为中心说,以中庸为中心说,以仁义为中心说,以仁义礼的统一为核心说等等。特别流行的是仁核心说和礼核心说。两说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绝对对立。仁核心说排斥礼,礼核心排斥仁。我认为,这种“中心说”、“核心说”从大的方面讲都是习惯了孔子以后二千年大一统政治体制及其相应的大一统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也是当代社会既定思维模式定向制约的结果,是迫切需要摆脱的;从小的方面讲,人们往往容易抓住一个概念、范畴当作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而忽视它的整体性,自然互相矛盾。
另外,西方学者由于对孔子思想体系的把握不够,对孔子思想评价多有误解,最典型的就是黑格尔。黑格尔眼中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甚至认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①黑格尔“不能从中获得特别的东西”的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黑格尔对孔子的认识不但只是凭少许不严谨的译本,而且只看到了那零散的道德教训,而没有触及孔子思想的整体结构,不能从整体的角度深化对细节的把握。另外,黑格尔以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为模式构筑了唯一的“世界精神”的哲学发展史,对中国历史和文明发展的道路却缺乏同情的理解,也许潜意识中还有日尔曼人所惯有的那种偏见和傲慢。
今天,对孔子思想体系要深入、全面地把握,集中探讨其核心是完全必要的,但又是很不够的。笔者无意消解中心,也不想另立中心,只是想实实在在地对孔子整个思想进行深入其内的细心研习以后,再出乎其外,不带任何思想偏见和既定的思维模式来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构成,并尽力展示其原状,以实事求是地把握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作为一个西周乃至上古文化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他以平治天下为已任,构筑一个思辨的哲学体系对他来说是奢侈的,他是着眼于当时的时势,思考社会的整合有序、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途径。这样,如果要说他有什么思想体系的话,那也是他在不自觉的、开放的思维方式中构建了具有历史文化功能的与历史现实水乳交融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孔子思想体系里不一定非得有唯一的逻辑起点与思想核心,而且最重要的并不是理论推演的逻辑性与思辩性,而是它的世间性、实用性,可以包容个人与社会,承担传统与变革,结合理想、信仰与此间生活等等。我们今天的研究可以从不同方面了解和“复原”这个思想体系。
要探讨孔子思想学说的体系,我们应该有一个基础认识,孔子的思想学说有集大成的性质。孔子展之所以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乃至人类屈指可数的大思想家、学问家,最基本的就是他的思想学说是“集”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的“大成”。上古文化在西周是一个集大成,但在这是制度意义上的集大成,到了孔子可以说是思想学术意义上的集大成。关于这方面古来人们都有认识,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孟子·万章下》)赵岐注:“孔子集先圣之大道,以成己之圣德者也,故能金声而玉振之。振,扬也。故如金声之有杀,振扬玉音,终始如一也。”朱注:“此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成者,乐之一终,《书》所谓‘《箫韶》九成’是也。金,钟属;声,宣也;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终,终之也。条理,犹言脉络,指众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圣者,德之所就也。盖乐有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若独奏一音,则其一音自为始终,而为一小成。犹三子之所知偏于一,而其所就亦偏于一也。八音之中,金石为重,故特为众音之纲纪。又金始震而玉终诎然也,故并奏八音,则于其未作,而先击镈钟以宣其声;俟其既阕,而后击特磬以收其韵。宣以始之,收以终之。二者之间,脉络通贯,无所不备,则合众小成而为一大成,犹孔子之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也。”戴震亦释此句云:“圣智至孔子而极其盛,不过举条理以言之而已矣。”(《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条)《孟子·公孙丑上》中有人欲比较伯夷、伊尹与孔子,孟子直截了当地答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朱子语类》卷第五十八还载:当有问朱熹何谓“集大成”。朱熹回答说:“孔子无所不该,无所不备,非特兼三子之所长而已。但与三子比并说时,亦皆兼其所长。”
张载对孟子的话有深刻的理解,“孟子所谓始终条理,集大成于圣智者与!”(《正蒙·大易篇》)
《释氏稽古略》说明孔子的集大成是集古代圣王遗教的大成:“圣人生于鲁,集大成于古帝王之教也,甚矣!”
王夫之尝谓,“孔子之术,合三代之粹而阐其藏者也”(见《读通鉴论》卷三)
刘师培说:“周室既衰,史失其职,官守之学术,一变而为师儒之学术。集大成者厥唯孔子。”①
王国维论孔子的集大成云:“孔子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践躬行之学也。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夏殷周诸圣贤之学说,无不集合而组织之,以大成儒教;其圆满之智如海。又多才多艺,至其感化力之伟大,人格之完全,古今东西,未见其比。”②
综上所述,古今以来人们对孔子思想学术上集大成的认识主要有这么几个含义:一是集伯夷、伊尹、柳下惠这样的三圣之事为一大成之事;二是孔子既圣且智,孟子通过所谓金声玉振,始终条理来比喻和说明;三是集三代及其以上圣王德业的大成;四是集古代思想学术的大成。
孔子思想体系大致由两个层面构成:
这方面历来就有误解,《论语·公冶长》云:“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段著名的文字,曾被《史记·孔子世家》、《汉书·眭宏夏侯胜传赞》、《汉书·外戚传》师古注、《后汉书·桓谭传》等引用,后儒也进行了阐释,影响相当之大。
《史记·天官书》云:“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正义》云:“待,须也。言天道性命,忽有志事,可传授之则传,其大指微妙,自在天性,不须深告语也。”认为天道性命,“大指微妙,自在天性”,所以不传;也有可能是传而不告。《天官书》此语,使孔子罕言性与天道的问题带有几分神秘色彩。
《汉书·外戚列传》引颜师古曰:“谓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学者误读,谓孔子之言自然与天道合,非唯失于文句,实乃大乖意旨。”在《汉书·眭宏夏侯胜传赞》颜师古还解释了孔子不言的原因:“性命玄远,天道幽深,故孔子不言之也。”
《后汉书·桓谭传》注引郑玄《论语注》:“性谓人受血气以生,有贤愚吉凶。天道,七政变动之占也。”钱大昕承郑氏之说,认为“古书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祸福而言。”①故圣人难言之。刘宝楠《正义》云:“集解释天道,本易言之,与郑氏之据春秋言吉凶祸福者,义皆至精,当兼取之。”但程树德批评郑氏之说:“郑氏兼学谶纬,其以吉凶祸福解天道,亦为风气所囿。”②程说很有道理。
《汉书·艺文志》在论述了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而有的一系列特点以后,还特别强调儒家“于道最为高”,即把道看成是其思想的最高追求。
皇侃引太史叔明云:“六籍即有性与天道,但垂于世者可踪,故千载之下,可得而闻也。至于口说言吐,性与天道,蕴藉之深,止乎身者难继,故不可得而闻也。”③顾炎武继续其论,他说,对于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有人怀疑是不是有什么隐衷,而“不知夫子之文章,无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而性与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闻。”“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义,尊天王,攘戎狄,诛乱臣贼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为圣人性命之文。”④这样的解释也不够周详,如果可以这样说,那么孔子的“礼”也一以贯之于六籍及文行忠信之中,子贡为何没有“不可得闻”之叹?可见其说不可从。
又,太史叔明以子贡之言乃是“夫子死后,七十子之徒,追思曩日圣师平日之德音难可复值”⑤。所谓夫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当是孔门后学颇喜讨论性与天道,子贡乃追思孔子生平言论,发觉夫子罕有言及,故发此议论。这样的说法是不尽符合事实的,孔子生前也曾提及性或天道。关于性,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在回答鲁哀公“君子何贵乎天道”之问时,孔子说:“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礼记·哀公问》)天笼照大地,哺育万物,是人类的生命之源。它昼夜交替,寒往暑来,具有不可逆转的力量。是为孔子的天道观。但弟子们确实是很少听说过的,这样就给其后学留下了很大的进一步发挥的空间,所以作为七十子之一的子思,最早在《中庸》中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著名的心性论命题。性与天道又恰恰是郭店楚简最重要的话题。《性自命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所表述的思想与《中庸》所论完全相同。可见性与天道,是子思学最先派着力开拓的思想领域。子思学派从两个方面对孔子的天道观作发展:其一,认为天不仅是宇宙的主宰,而且是万物之“道”的渊源。“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郭店楚简·语丛一》)“圣人知天道也。知而行之,义也。行之而时,德也。”(《郭店楚简·五行》)天道无所不在,天道形诸于地,即为地道;形诸于水,即为水道;形诸于马即为马道;形诸于人,即为人道。因此,人性得自天命,人性即是天性。其二,是将性与天道相打通,不仅说明了人性的来源,而且为人性说取得了形而上的依据,尽管其中有玄学的成分,但却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可能正是孔子思想所未曾涉及之处。
检阅文献,孟子、荀子以及大小戴《礼记》,无不谈性与天道,当是子思影响之所及。
如大小戴《礼记》,发现有关性与天道的论述甚多,《礼记·大传》云:“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大戴礼记·礼三本》云:“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礼记·祭义》云:“是故君子合诸天道。”《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云:“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达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习,然后民特从命也。”《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礼器》云:“天道至教,圣人至德。”《礼记·礼运》云:“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事,协于分艺。……故礼义也者,……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宝也。”朱子说《中庸》立言之旨在说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中庸集注》)可谓深得其要。根据彭林先生的研究,大小戴《礼记》主体部分的撰作年代,与郭店楚简大致相当①,而郭店楚简又主要是思孟学派的作品。②这样,思孟学派有大量谈论性与天道的思想,到了宋明理学,其学术的主旨就是性与天道了,只不过宋儒把天道换成了天理而已。
朱熹《论语集注》卷三云:“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题本体,其实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见乎外,固学者所共闻;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盖圣门教不躐等,子贡至是始得闻之,而叹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贡闻夫子之至论而叹美之言也。”《论语集注》卷四朱熹引程子曰:“若性与天道,则有不可得而闻者,要在默而识之也。”程朱认为是子贡从孔子那里知道的晚,所以发出了由衷的赞叹。特别是他们强调性与天道“要在默而识之”,倒是揭示了孔子为何罕所言及的原因,是因为性与天道关键在于自我生活的经验和直觉的体悟,在表达上就“大道难言”的问题,所以,最重要的是“默而识之”。
戴震出入释道,于是对儒家性与天道有自己的独特理解,“所谓性与天道者,及从事老、庄、释氏有年,觉彼之所指,独遗夫理义而不言,是以触于形而上下之云,太极两仪之称”③,这样就不难理解孔子的弟子“不得闻”了,孔子一生并没有坐在书斋里进行纯粹的思想体系的建构,他是在人生的、社会的实践经验中表达深化和完成其思想体系的。由于性与天道的形而上性,孔子一般不抽象地谈性与天道,这就是所谓不离事言道,所以他的弟子就很难听到了。这也成为日后中国思想的特点。
戴震还认为孔子性与天道之学主要在《易经》之中,他说:
读易,乃知畜性与天道在是。周道衰,舜、禹、汤、文、武、周公致治之法,焕乎有文章者,弃为陈迹。孔子既不得位,不能垂诸制度礼乐,是以为之正本溯源,使人于千百世治乱之故,制度礼乐因革之宜,如持权衡以御轻重,如规矩准绳之于方圜平直。言似高远,而不得不言。自孔子言之,实言前圣所未言;微孔子,孰从而闻之?故曰“不可得而闻”。是后私智穿凿者,亦警于乱世,或以其道全身而远祸,或以其道能诱人心有治无乱;而谬在大本,举一废百;意非不善,其言只足以贼道。①
由于古代典籍的散失与撺乱,我们没有直接而确切的证据来说明孔子是否真的作了《易传》,创立了他的哲学体系。但另一方面,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孔子确实读过、乃至认真研究过《周易》,因此他晚年应该有通过《周易》的研读而获得的对于性与天道的更深入的认识。这些认识也许没有几乎机会普遍的讲出来或者写出来,但他晚年的弟子一定有所耳闻,并在孔子的影响下开始重视易学的研讨,这就自然与子思学派多谈性与天道衔接上了②。
关于《周易》,传统上主要被作为卜筮之书,主要作用也是用来占卜吉凶,过去乃至现代学界易学研究的主流看法仍然认为是卜筮性的。对此,今天已经有学者提出了质疑③,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我这里对这个问题不可能进行全面探讨,只是想说明孔子在卜筮基础上对《易传》人文意义的开发。卜筮本是原始社会巫术文化的遗存,作为巫术中的重要内容,西周以后逐渐被人文理性精神所超越,特别是孔子及其后学“序传解经”,扬弃了《周易》的卜筮性质,对《周易》的《经》《传》思想了“一以贯之”的推定。帛书《易传•要》云:
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显然,在祝卜尚流行的时代,孔子主导思想是“复其祝卜”以“观其德义”。在当时,他与史巫是“同途”的,但是他的最终目标则是“求其德而已”——是“殊归”的,他只是把卜筮作为圣人寻求德义的手段之一。因此,他认为君子应该通过德行仁义求福祗求吉利,而把祭祀和卜筮放在次要的位置,并尽量减少祭祀和卜筮。这样,孔子就使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的祝巫卜筮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被赋予了道德实践工具的新意义。从此,《周易》摆脱了原始巫术形态,成为合《经》《传》为一体的“一以贯之”的“易学”体系,容纳和体现了先民在上古文明创造活动中焕发出来的哲学智慧、道德理想与神圣意识。这三者三位一体,两两相对相关,且在历史的运动和思潮的激荡中彼此互为消长,发挥其不同的文化功能,体现为不同的文化风貌。#p#副标题#e#
当然,孔子对易道的阐发如果只是停留在一般的道德层面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孔子也没有停留在这里,正如有论者所说:“以道德的角度阐扬易理,不是孔子的发明,孔子作《易传》的真正价值并不在此。”“孔子作《易传》,为道德的合理性提供了最终的形而上学依据,并因之确立了深邃、严密的贯通天人的‘性命’(尽性至命)修养学说。”④这一点,章太炎先生早就看出来了:
孔子赞《易》之前,人皆以《易》为卜筮之书。卜筮之书,后多有之。如东方朔《灵棋经》之类是。古人之视《周易》,亦如后人之视《灵棋经》耳。赞《易》之后,《易》之范围益大,而价值亦高。《系辞》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大道,如斯而已者也。”孔子之言如此。盖发展社会、创造事业,俱为《易》义所包矣。此孔子之独识也。①
今天,也有学者推定“尽性知命”为“性与天道”的理论形式主要体现在《周易·说卦传》和《中庸》之中,并且开辟了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思路对这方面思想进行正本清源的工作,对《周易》“形而中者之谓卦”到“形而中者之谓人”再到“形而中者之谓神”进行了贯通的推定,认为“道”与“器”的关系,是以“卦”承诺形而中的主体,以推定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因此,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之主体者,人也。故以“卦”承诺的主体可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也就是说,形上和形下统一于形而中之主体,形式为卦,承诺和推定者是人。在这里,“形”作为主体推定的基础,以形而中者谓之卦作为承诺和推定的形式,从而推定形上和形下,构成形上、卦、形下统一的哲学体系,使《周易》的哲学模式得以外化,再现了中国哲学的独特体系。《周易》哲学具有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完全不同的体系性,就在于以其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形而中论哲学体系,推定和承诺了主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科学价值。这就使《周易》成为哲学性及科学性统一的思想形式。②①
总之,由于 “尽性知命”的“性与天道”之学的高深和需要悟证,孔子确实没有进行“普及”,而是与颜回这样有“中人以上”素质的学生进行过探讨,于是在庄子里面便出现了孔子的“心斋”和颜回的“坐忘”之说,其他“中人以下”素质的学生自然就“不可得而闻也”。这说明,孔子“性与天道”之说是子贡得未曾闻,并不是孔子得未曾言。至于子贡得未曾闻也许有许多原因,其中比较重要的应该是怕他的素养不高的学生会误解这方面的思想,损害了思想本身,更有可能使学生误如歧途。在中国思想史上,由于在《论语》中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和曾子“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再加上后儒把儒学纳入治国之术(汉代)和心性学的发展(宋明理学),遗落了孔子思想体系的形上基础。
这一层面是这样结构的:以“仁”为支柱的修己之学与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被以“中庸”为基本原理的“中和论”有机地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修己是治人的前提和条件,治人是修己的目标和归宿;而修己和治人两大部分思想内容的构建又是以“中庸”为基本原理的,“和”是完成整体构建的方法论原则和标准。
1.1 孔子对执政者提出了“正己”的要求,孔子认为,在任何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执政者与臣民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而在二者当中,孔子又最注重执政者的作用,认为执政者的好坏决定了社会治理的好坏。因此,他对执政者的政治道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就是“正”。当季康子问政与孔子,孔子对 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这就是说,执政者必须从端正自身开始,通过其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去治理民众(正人)。这样,才能造就一个良好的秩序社会。这就是古代的所谓“典范政治”的基本要求。执政者正,便可不令而行,风行雨施,及与下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在这个基础之上,他进一步推论,认为政治过程是一个由修己到治人的连续过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在孔子看来,修己为为政之本。安,就相当于今天的社会稳定。社会何以能稳定?不是靠压迫和欺诈,而是要在“修己”基础上建立社会的正义和规范——礼乐刑政一整套东西。朱熹注云:“圣贤之道,进则救民,退则修己,其心一而已矣。”可谓深得圣贤旨意。
1.2 孔子还对以执政者为主体的社会各阶层提出了“克己”的要求。这就是有名而也有误解的那句话:“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这句话可以说是孔子思想的纲要,涉及到了礼、仁,而以“克己”作为复礼归仁的实践要求。对于“克己”的“克”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释为“胜”、“克制”,一是释为“能够”、“堪能”。从《论语》的有关论述看,把“克”解释成“克制”似乎更符合孔子的本意。其实,孔子自己对“克己”自有一套论述的。
在他看来,“克己”的一种方式是“约”,即约束。《里仁》云:“以约失之者鲜矣。”朱注:“谢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谓约。尹氏曰:凡事约则鲜失,非止谓俭约也。”这就是说,能够自我约束不放纵就可以少犯错误。他又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朱注:“君子学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动必以礼。如此,则可以不背于道矣。程子曰:“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以礼,必至于汗漫。博学矣,又能守礼而由于规矩,则亦可以不畔道矣。”(《颜渊》)颜渊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朱注:“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约我以礼,克己复礼也。”可见孔子是从学与礼的相反相成中来谈的,学要博,礼要约。“约之以礼”与“克己复礼”是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指以礼来克制、约束自己的思想行为。
“克己”的另一种方式是“自戒”。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自戒便是自爱,便不会走入人生的误区。孔子在回答樊迟问如何“辨惑“时,讲的不是分辨是非之道,而是自戒。他说:“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颜渊》)“克己”还要自省、自责、自讼。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朱注:“思齐者,冀己亦有是善;内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恶。”前者是积极的向善,后者是消极的自防。曾子还更明确地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朱注:“尹氏曰:曾子守约,故动必求诸身。”是说曾子注重内在修养,事事反求诸己。反省,是人的自我意识成熟的标志。经常反省,有错改之,无错则免。他还语重心长地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但一般人很少有自责精神,孔子感慨地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
孔子“克己”最彻底的要算“不争”、“无争”了,这与道家思想甚为接近,是早期儒道关系还不紧张时手道家的影响,也说明儒道思想的有同一的一面。子曰:“君子矜而不争,当而不群。”(《卫灵公》)这是辨证而正面的要求。又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可见,不争也不是绝对的任何如何竞争,而是认为应有正当的符合礼乐文明的“争”。
1.3 孝悌是修己的又一基本内容。孝指尊敬顺从父母,悌指尊重兄长,是中国古代处理家族内部两大关系的基本要求。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学而》)“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子罕》)由于当时的家族组织与行政这关系密切,在家能孝悌者,在政治上必定能敬重君主、公卿,所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学而》)因为孝悌与政治相通,因此当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时,孔子回答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
在孝悌中间,孔子更重视孝,认为这是“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朱注:“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孝悌成为仁民爱物的根本。那么,如何做到孝呢?一是合礼。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生前死后都能以礼待之,便是孝。二是真情实感。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同上)即就是说,赡养父母要有敬重的感情,不然,与对待犬马就没有分别了。
1.4 在社会生活中处理人与人关系时要爱人。当樊迟问仁时,孔子说:“爱人。”(《颜渊》)历来对仁的解释众说纷纭,然而爱人是其基本的精神,是修己之学的根本。这里的“人”是一种泛称,是一个类概念,是超越了阶级、种族的局限。
孔子认为“爱人”的具体表现和方法就是“忠恕”。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所谓“忠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这样由己及人,人己对待。对己,要求“克己”;对人,要求“爱人”。二者统一于“仁”之中,是修己之学的两个支点。
1.5 以“仁”的精神,贯彻于政治生活的过程当中,就是要做到尊五美、屏四恶。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曰》)这些是对君子从政的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要求,是以“中和”为原则,融道德与政治为一体,混修己与治人为一团,是其后儒家修齐治平的先导,对中国士人政治思维影响既深且巨。
关于修己方面还有忠、信、智、勇、恭、宽、敏、直等,可以说与前面所述组成了一个大的系统,构成了由个体出发的人生道德的一极,但这一极绝不是封闭的,纯粹的,而是开放的,与下面要讲的另一极——治人是相通相连的。
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实际上就是孔子的治国思想。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把礼作为治国之经纬的思想,认为礼是治国之本,形成了以礼乐教化治国安邦的总体思路。
2.1 孔子对周礼抱着很尊敬的心态,而在实际上又有所损益。在继承中创新,目的是为了救世。孔子是十分崇尚“周礼”的,在《论语》中多次谈到自己对西周礼乐的向往。子曰:“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泰伯》)“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这态度谈和感情毕竟是有一定的保守性的,因为周礼再好,也只是代表一个逝去了的时代,尽管那个时代曾经确实是辉煌的。
如果孔子果真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一味地维护周礼,那他肯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保守派。但是,事实上,他对周礼也有许多不满之处,并在推崇周礼的前提下,对周礼进行了许多“损益”。如“周礼”重视祭祀鬼神,而孔子在回答樊迟问知时则主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子路问事鬼神的问题,孔子明确地告诉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他的弟子都认为“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孔子重人事轻鬼神,革新了“周礼”的基本精神。又如“周礼”规定的宗法制、世袭制在孔子这里也被打破了,他提出了的“举贤才”(《子路》)打破了亲亲尊尊,主张“学而优则仕”(《子张》),向社会打开了取士的大门。
孔子通过对周礼的损益创造性地提出了“仁”的思想,使之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制高点,并与“礼”配合,在修己的同时治人,在人的伦理道德完善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良好秩序。
2.2 孔子继承西周德治思想,总结春秋德礼思潮,提出了“德化”、“礼治”的治国思想。
孔子不满当时“天下无道”,动荡不安的社会,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救世情怀,奔游列国,汲汲以求,倡导“德化”、“礼治”。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他提出“为国以礼”(《先进》),集中表达了他对礼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除了重视德、礼,孔子也没有忽视政、刑在治国理民过程中的重要性,他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朱注:“道,犹引导,谓先之也。政,谓法制禁令也。齐,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从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无耻,谓苟免刑罚。而无所羞愧,盖虽不敢为恶,而为恶之心未尝忘也。礼,谓制度品节也。言躬行以率之,则民固有所观感而兴起矣,而其浅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礼以一之,则民耻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也。”可见,孔子认为在治国理民过程中,德、礼与政、刑都是不可缺少的,不过,在这四者当中他是有先后的,这就是德、礼为先,政、刑为后。
孔子先德、礼,后政、刑的思想还体现在下面几个关系上: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他主张先经济后政治,也就是先富后教。冉有问为政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孔子回答是民富起来,而后再进行教化。又子贡问为政,他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同样把足食放在首位。
在惠与使的关系上,他主张先惠后使。孔子认为使民是必然的,但不能无条件地使,应该是先惠而后使,“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在教与杀的关系上,孔子提出以直正枉,先教而后杀。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为政》)孔子回答:“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季康子问政与孔子,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颜渊》)
3.3 孔子认为“治国以礼”既要注重形式,又要注重精神实质。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认为玉帛、钟鼓是礼乐所不可少的,但只是限于形式上是不够的,要注重礼的精神。
礼的精神主要体现为“仁”、“恭”、“敬”、“让”、“情”等方面。“仁”是礼的最根本的精神内容。孔子是:“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意谓不仁的人,怎么能谈得上礼乐呢?援仁入礼,以仁充礼,为孔子构建学说体系的最关键环节。
“恭”是对人的庄重和顺。孔子主张“居处恭”(《为政》),“貌思恭”(《季氏》)但反对过分做作的恭顺:“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因此,要做到恭,必须依礼而行。有若说:“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学而》)
“敬”是对人严肃、真诚,以礼相待。孔子主张敬父母,在孝养父母的同时要有敬,只养不敬不是真正的孝;敬上,赞扬子产“其事上也敬”(《公冶长》);敬友,赞扬晏子“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同上)。他自己也在行为上表现了以礼而行的恭敬,如“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乡党》)等等。
“情”这个字虽然孔子没有直接讲过,但从他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是主张行礼必须灌注以真情的。当他的学生宰我认为“三年之丧”时间太长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阳货》)把“三年之丧”的传统礼制精神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在祭祀中,他也一直强调一种虔敬之情,“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八佾》),而并不在乎鬼神的有无。
4.4如何实现以礼治国?孔子把“正名”作为起始。当他与学生游卫时,子路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子路有些不解,孔子接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这一主张要落实在政治上,就是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为此,在君臣关系上,他强调君臣之间要以礼相待,“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至于父子、兄弟、朋友之间,一句话,各种社会关系都要以礼为准则,甚至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孔子倡导的礼,体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应该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不能“自诸侯出”,更不能“陪臣执国命。”(《季氏》)由于法治与礼治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是有对立的,所以孔子站在维护礼治的立场上反对晋铸刑鼎,这说明孔子确实有保守倾向。
“中”和“庸”的观念在孔子以前已经有了,而“中庸”合称,成为一个基本范畴则始于孔子。《雍也》载: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里说了两层意思,一是说中庸是最高的品德修养和认识原则,二是说中庸之德起源很早,中断已久,在当时已经很罕见了。中庸与“允执其中”意思相同。“允执其中”见于《尧曰》,是尧留给舜的政治遗嘱的核心内容,这一点虽未必十分可靠(因尧、舜、禹本身的情形尚无定论),但执中是相当古老的思想无可怀疑,《尚书》、《诗经》某些篇章都明确地把“中”作为一个政治道德概念来使用。“中庸”也就是“用中”。
从《论语》有关记载可以看出,孔子把礼视为“中”,执中、用中是依存于礼的,执中即是执礼,中庸意即谨守礼制,不偏不倚,不激不随,恰当适中。《礼记·仲尼燕居》载: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治中也。”礼的基本作用是治中,中的最大社会意义就是守礼。
执中、中庸的观念与“仁”也有密切关系。孔子还以“射”来作比喻,说明“中庸”,认为“射”的“中”与“不中”的关键在自己主观方面,必须“反求诸其身”(《礼记·中庸》)己心正则己身正,己身正在则矢无不正,射无不中。这里谈“中”,谈怎样才能“中”,实际上已经揉进了“仁”的观念。换句话说,“执中”应是一种内在的修养,应成为君子的自觉追求,而内心的“执中”就是仁。“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礼记·射义》)正己好比仁,射中好比礼,仁是内在修养,礼是外在标准,仁是前提,礼是目的,二者之联结,便是中庸之道。
孔子对“中庸”原理的实际应用,是在极端中寻求平衡。求“中”之方,首在于通过考察事物对立双方的连接点来确定,一求双方在更高层次上的平衡。如孔子认识到当时社会贫富的对立,“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里仁》)然而怎么来解决贫富之间的矛盾呢?他既不是简单地站在求富的立场,又不是简单地设法去贫,而是提出了一个“义”字,用“义”作为调整贫富矛盾的一个标准,对双方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寻求双方更高层次的统一。
其次,避免“过”与“不及”。“过”与“不及”是事物趋于极端的表现,必须通过“执中”来维持事物的平衡。因此,孔子提出要避免过与不及。子贡问师商两人,孔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师比商是否更好一点,孔子答:“过犹不及。”(《先进》)在政治行为上,更要避免过与不及。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泰伯》)
第三,不可则止。处理事情要注意分寸,不要使行动突破质的规定性。为此,孔子提出不可则止。如孔子主张进谏,但认为不必强谏,谏而不听,臣应适可而止或退以洁身。他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在止。”(《先进》)“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对于朋友也是一样,“忠告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
第四,无可无不可。在《论语·微子》中,孔子把自己同一些逸民进行比较。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连有些灵活性,“降志辱身矣”,但仍“言中论,行中虑,废中权”。这三类人有高低之分,各有自己的行动原则是“无可无不可”。朱注云:“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所谓无可无不可也。”#p#副标题#e#
“和同之辨”是当时思想家们思考和争论的一个话题。孔子之前已有史伯和晏婴关于“和”、“同”、“平”等概念的讨论。孔子继承了他们的思想,把“和同之辨”推进了一步,他首先就如何在处理社会关系来展开这一论题,“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群而不党”(《为政》),“君子周而不比”(《卫灵公》),“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可见,孔子把“和而不同”已发展为一种普遍原则,其实质便是追求一种多样性的统一。
他还就君子独立人格的养成来探讨这一问题。如何才能“和而不同”呢?孔子认为关键在于造就君子人格,而君子人格的养成,必须从仁智两方面入手。因为惟其成为仁者,才可能勇于提出不同的意见,才能有宽容的心态去兼容不同的意见;也惟其成为智者,才能对事物有独到的见解,才能鉴别不同意见的不同价值。为此,孔子还特别提出“狂狷”人格来反对“乡愿”(《子路》),因为后者是典型的“同而和”者,而前者只是与君子尚有距离。
在社会政治思想中贯彻“和而不同”的原则。在政治上,孔子的主导思想是“为政以德”,但又主张恩威并施,德刑兼备,宽猛相济,认为这样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和”。在经济上,孔子从“保民”出发,抱着实现社会良好秩序的愿望,反对各国君主对百姓增加赋敛,过分压榨,提倡发展生产,节俭财用。在文化上,孔子以“和而不同”的观念整理西周礼月文化遗产,又广泛吸收、改造春秋时代各种学问、思想观念,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
孔子对“和”的标准问题十分关注,强调以“中”来建“和”。他是通过“和”与礼的关系来展开讨论的。在《学而》中,他的学生有子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辨异”,即区分贵贱尊卑社会等级。但是,如果过分强调礼的分别辨异功能,就可能使社会中各方面粘合力不强,容易产生一种结构性的离散。因此,很有必要引进一个平衡性原则,这就是有子是说“和为贵”。其实,在西周礼乐文明中“乐”作为一种和谐血缘情感,协调“礼”所涉及的各种关系的手段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礼乐的崩坏,在春秋礼治思潮中,孔子和他的学生把礼的功用直接加以拓展,提出了“和为贵”的命题。这一命题的首要意蕴是指礼的终极目的是要实现社会和谐。事实上,不仅是礼,仁也追求平衡和谐,以“和”为贵。《论语》中的“仁”是一个包容了人伦、道德、政治为一体,撮己、人、家、国为一贯的复杂多义的观念体系,但笼统地说不外乎两个层次,一是“仁者,人也”,即在各类社会关系中来把握并规定人的本质,并求得关系平衡基础上的社会和谐。二是“仁者,心也”,即“仁”是内在的品德,是主观的自觉修养状态,是内在心理和道德和谐、完善的最佳状态。
那么,如何实现“和”呢?《中庸》云: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尔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有用其中于民。”这里,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便是求“和”的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和”就是“中”。所以,正是在孔子这里,初步实现了“中”与“和”的融合,形成了“中和论”。到了《中庸》,把“中和论”推到本体论高度,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中是天下的本根状态,和是天下的最终归宿,达到中和是一切运动变化的根本目的,天地各得其所,万物顺利生长。
综上所述,通过对孔子思想体系构成的探讨,我们可以基本上把握孔子学说的主要内容和细节,全面、深刻地理解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由于系统的结构决定系统的基本性质、功能,所以,对孔子思想体系的结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学思想体系的性质、功能,理解为什么孔子成为其后儒家学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为什么儒学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如此显赫而居中制衡,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并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如此巨大、持久、广泛的影响?今天,即使作为儒学存在的经济土壤、社会条件、政治制度已不复存在,而作为思想文化现象的儒学仍然引起中国乃至世界广泛的关注和浓烈的兴趣,儒学研究依然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这值得深思。
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19-120页,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①转引自钱穆:《国学概论》第3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②《王国维文集》(第三卷)第10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① 《十驾斋养新录》卷三,《天道》。
②《论语集解》卷九,《公冶长》。
②《论语集解》卷九,《公冶长》。
④《日知录》卷七,《夫子言性与天道》。
⑤《论语集解义疏》卷二,皇疏引。
① 彭林:《郭店楚简与〈礼记〉的年代》,《中国哲学》第21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② 李学勤先生认为郭店儒简是属于儒家《子思子》的,李学勤:《荆门郭店楚间中的〈子思子〉》,《文物天地》,1998年第2期;《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见《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庞朴先生也认为儒简属思孟学派著作,是早期儒家心性学说的重要文献,补足了孔孟之间思想链条上的缺环,庞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③《孟子字义疏证·卷中天道》。
①《孟子字义疏证·序》。
②郭沂先生认为孔子的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由礼学而仁学而易学,这三个阶段分别属于孔子的晚年、中年和晚年。这个说法有点机械,我认为,礼学仁学作为经验性很强的学问,孔子是终生都在进行理论思考和期待实践的,而与此同时孔子也就逐渐地体悟到了天道性命这些形而上层面的东西,只不过到了晚年他有时间深入地研读《周易》,一方面对自己过去体验的有了理论上的证明,另一方面也深化和定型了自己的认识。
③鞠曦:《易道元贞》第2-10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
④朱翔飞:《孔子与<易传>——论儒家形而上学体系的建立》,《周易研究》,2002年第1期。
①章太炎:《国学讲演集》第6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②鞠曦:《易道元贞》第98-103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
③朱熹《论语集注》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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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思想,是我国哲学的一块瑰宝。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儒家思想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思想,儒家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具有丰富的养生理论和方法。
关键词:儒家;养生
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儒家蕴涵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追求与生存方式。儒家以人的实际生活为起点,对有关人的生活与活动给予高度重视,构建了自己独特的以注重现实生活和精神享受为特色的人生哲学。
一、儒家养生观
养生,古代中国人称为“摄生”、“保生”、“卫生”等,其含义就是通过各种形式摄养身心、增强体质、防病祛病,以达到延年益寿、终其天年的理论和方法。 儒家养生观的内容是非常丰富而深刻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阴阳和谐。阴阳和谐是中国养生理论的精髓,儒家经典《周易》最早运用阴阳学说,系统地解释了宇宙和人的起源与变化,该书曰:“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传》)。又具体描绘了宇宙万物的产生过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谓“太极”,又称“大一”,指宇宙本体。所谓“两仪”,即指阴阳,两者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转化:阳生阴,阴生阳,变化无穷。 该书运用阴阳学说来阐述养生之道,提出 “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只有掌握了阴阳辨证的原则,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内经》与《周易》,虽分属医学与哲学不同学科,但两者共同以阴阳变化理论为基础,终于殊途同归,留下了“医易相通”的佳话,说明中国哲学本身具有与医学融会贯通的传统。
第二,修身养性。古代中国人认为:养生的首要在于养性,其次才是养形。这里的“性”,可理解为性情、性格、品格、素质等精神方面的概念,区别于形体、营养、环境等物质方面的概念。所谓养性,就是顺从自然法则、调摄精神、培养美德、保持心理的平衡,从而减少或避免疾病的发生,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第三,道德养生。儒家养生的核心是“仁者寿”。孔子曰:“知者乐,仁者寿”。孔子提出“仁者寿”的观点,要比《黄帝内经》早几百年。孔子认为,养生要从养德开始,要修身以发扬人的善性,清除心理上的障碍,取得心理上的平衡。 颜子向孔子请教:“何为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子又问“仁”的纲目,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这里,以“礼”作为准绳,克己制欲,杜绝妄念,追求道德健康。
二、儒家养生术
儒家养生的主要特色与实质,是注重一个人精神层面的“修身养性”,高度重视精神修养在养生活动中的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实为中国养生保健理论之精髓。儒家养生思想不仅论述精辟、深刻,而且提出了具体的养生术,使养生理论与实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中国人的养生实践与中国养生历史的发展中起了主导作用。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以下几种养生术:
第一,心理养生。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这是告诉人们,他在精神生活方面得到了很大的乐趣。历代儒家津津乐道的所谓“孔颜乐处”,就是对这种精神生活的赞美。颜回虽然“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他却“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精神上很富有,能在穷困中领悟到人生的乐趣。 孔子还认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一个仁德的人,无非份的妄想,所以心地平坦、宽广、豁达;而无仁德的小人,只考虑个人的私利,患得患失,心中充满了忧愁。
第二,读书养生。孔子认为:“知者乐”,他一生编述“六经”,开创“六艺”,以读书为乐,晚年读《易经》曾“韦编三绝”,既从书中体味到人生的价值,又省悟到《易经》中“盈虚损益”的养生道理。孔子常教育弟子读书学习要“发愤忘食”,自己读书也达到了“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境界。
三、修身养生
儒家养生重在修身,其修身思想是同其入世精神紧密相结合的。《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是儒家实践的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宋儒又多吸收医学养生法,使儒医兼通,逐步形成了儒家系统的养生流派。儒家养生主要在于修身,其修身方法有以下几种:
其一,内省正心法。内省正心法是儒家修身的首要方法。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特别强调在“内省”上下功夫。《中庸》和《大学》里提出的“慎独”就是内向的思想修养功夫,意思是说,时时、处处、事事检点自己的思想、情绪、行为是否合于“正心”、“诚意”的要求。不仅无事时要内省,做事时也要如此。通过自省“不忘其仁”,而达到忠恕、执中、尽心、知性、知天,进而达到“存其心、养其性”,以事天、立命的一整套修身方法。就实质而言,和佛家的戒、定颇有相似之处。佛家以戒律来定心,儒家的“慎独”是按儒家准则来进行内省的清心方式,可谓异曲同工。
其二,止定清静法。儒家主张“以礼制心”,要做到“常应清静”的高级境界。欲达此境界需加止念功夫。《大学》指出:“止于至善”。并进一步论述说:“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可见儒家通过止而达到“定”和“静”。儒家的止,不同于佛、道。佛家止于境(心住一境),道家止于身,而儒家止于“仁”,止于“礼”,即要以礼制心。《大学》指出:“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为国人交止于信。”
其三,平平常常静坐法。儒学自孔子传至宋代周敦颐时,吸收了佛道两家思想,开创了理学一派,并根据太极图、《易经》之理,提出了主静的思想,至程颢、程颐继承并发展了周的学说,至朱熹而大成,由理论上的主静而发展到行动上的静坐,并提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治学、修养方法。直至明代高攀龙根据朱熹理论,并参考佛道两家之长,总结出了一套儒家静坐方法,即:“平平常常静坐法”。此静坐方法如高攀龙所说:“静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默静坐,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过,即性体也,以其清静不容一物,故谓之平常。乃天理自然,须在人各自体贴出,方是自得。静中妄念强除不得,直体既显,妄念自息,昏气亦强除不得,妄念既净,昏气自清,只体认本性原来本色。 儒家静坐法,虽不如佛、道两家专门静坐修持的法门博大精深,但不失其纯正、不易出偏,可无师自通,便于修持,见效明显,可称之为“大众静坐法”。
当然,从当代科学角度来看,儒家养生思想具有诸如不严密、不科学等缺点,但从人类养生的基本方向和当代世界保健事业的发展来看,它毕竟代表了正确的方向和趋势,对中国人的养生实践和人类保健事业的发展已经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指出:“中国人有一种几乎是愉快的哲学,他们的哲学气质的最好证据,是可以在这种智慧而快乐的生活哲学里找到的。” 儒家哲学仍然会一如过去几千年之悠久历史,向每一个注重养生、渴望健康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发出愉快的微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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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一生处事为人则处处体现"权"。但在《论语》中仅三处提到"权",如:"子罕"篇"未可与权";"微子"篇"废中权";"尧曰"篇"谨权量"。《(论语集注·微子第十八》)在《论语·子罕》(以下只注篇名)中提出:"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说,可以同他一道学习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可以一道同他取得某种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而行;可以一道同他事事依礼而行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权达变。"权者称也,所以别轻重。("《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后来被引申为灵活变通,借指在面对具体境遇中的道德冲突时,行为主体在选择道德行为时的权衡变通。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重礼,推崇仁政,"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孔子的权变思想突出一个"变"字,不是毫无章法、随心所欲地乱变,而是以礼为前提的。我们可以说,权变是实现礼的手段,是具体的措施方法,礼是根本原则,二者相比较,权变则是围绕礼而进行的。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道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灵活性,在表面上看,似乎是违反原则,但实质上正是与原则性相合。"可以说"权变"是一种度时势,审轻重,而不失其节的为人处世的方式,它也是一种更高智慧的彰显。
孔子承继了以"周礼"为核心的旧传统,以宗法血缘为切人点,发掘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根据-仁,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仁"、"礼"结合的仁学思想。在孔子看来,正是以伦理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性才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据--仁。孔子思想中的"权"的概念,是"仁礼"结合的理想人格实现途径。具体说来,孔子的权变思想主要可从个体对人伦关系的把握来认识。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孝亲是个人实现"仁"的根本。
在孔子看来,"孝"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今之孝者,皆谓能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人区别于动物在于"孝",而"孝"不仅是"养",更在于"敬","敬"就要求"礼"的规范。"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子路》)孔子看来,孝道和恕道有所冲突或矛盾时,应以孝为上。
父子相包庇隐瞒真情,虽不诚实但符合亲亲原则,这即是"权"的意思。
在君臣关系上,孔子的原则是尊君,"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孔子反对愚忠,如:"人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他主张君臣关系的处理根据客观条件,权衡利弊做出不同的选择,反对无谓的牺牲。
《(八佾》)孟子曾评价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任而任,孔子也。"《(孟子·万章下》)在孔子看来,君上若不是明君,是不能侍奉的。这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孔子在审时度势时的弹性。
朋友关系是儒家人伦关系中较为平等的一种伦理关系。"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主张朋友关系的处理要遵守信用原则,但守信并非不分曲直,而是以"义"为基础。如机械地遵循"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在孔子看来,不过是"硁硁然小人哉"。
(同上)以我们今天看来,能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可孔子为什么还说这样的人是小人之类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只管一味践行自己诺言,并不能够真正懂得明辨非。"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好心的规劝也要适度,否则将会招致反感而自取其辱。这既是一个度的问题,也是一个权的问题,如何把握确定这个度,也必须由权变来解决。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也就是说,在处理各种人伦关系的过程中,孔子杜绝四种毛病:不凭空猜度,不毫无变通,不拘泥固执,不主观武断。孔子把权变作为通向个人品德之最高境界--中庸的必经途径,对于现代人们的个体修养与发展无不令人深省。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维护传统并不把传统凝固化。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根据本国的现实基础对传统进行损益革新,以期通权达变而形成新兴的统一的文化和政治格局。孔子的权变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及一系列的治国方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例子。例如: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无疑是权变思想在现代的精彩运用。
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人才。在人才任用方面,孔子认为应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即是说,一个人在人性与大的德行方面保持着善,不逾越道德界限,日常生活中小的方面有些问题便没什么大碍。在对人才的功过评价方面,孔子对管仲,曾有过批评,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八佾》)但在管仲是否仁德的问题上,孔子认为应主要看他辅佐齐桓公建立丰功伟绩的而不是求全责备。孔子为我们提供了合乎逻辑顺乎人性的用人准则与评价标准,其中"权"的运用达到极致。
我国著名学者孙绵涛先生曾提出用人标准是"德重主流,才重一技",这实质上是孔子的用人标准的现代版。
孔子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相传门徒有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子曰:"有教无类。("《卫灵公》孔子对弟子没有门第、职业以及地域的区分,人人他都教育。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孟伯武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对于四个人的提问,孔子分别给予不同的回答。在孔子看来,教育对象不同,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方式都要避免遵循一个固定模式,做到因材施教,灵活权变。孔子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对我国现代的教育改革仍不失为最好的典范。
孔子的"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周礼,根据不同的情况而作出相应的变化。"权"实际就是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而矛盾的特殊性又包括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两种情况。因此"权"本身还意味着判断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这一点从前面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可以体现出来。可以说,"权"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现了在两难与多难价值冲突中根据仁义标准来进行价值优先判断,权衡其善恶、福祸、利害、轻重、缓急与得失,从而决定是否行权。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出与实际相符合的原则、方法、策略,而不是用原则来生搬硬套现实生活。由是可知,儒家的经权问题既是一个关注普遍性与针对特殊性的问题,又是一个遵守道德原则性与掌握灵活性的问题。因此,现代的我们只有解放思想,在与时俱进中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与原则,才能在求变、创新中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健康和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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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肩负着协调各方、化解矛盾、稳定大局、服务发展的重任。当前,随着国家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推进,卫生管理体制、医疗资源配置和医院运行机制均发生了显著变化。目前在我国,新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正在不断地推进中,医院的各项工作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同时也拥有了新的发展机遇。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新医改背景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与创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医疗卫生是国家一项重要的事业,也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医院是人们诊断救治的场所,医生是一种负责救死扶伤的高尚职业,每天都在与患有各种各样的病症的患者打交道,医生也是一种受人敬仰的崇高职业。但是近年来我国的医学事业的问题层出不穷,医疗改革势在必行。文章作者从医学与医生职业道德方面为主题,从专业角度分析了在新医改背景下医院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与创新工作。
前言:医疗事业同样也是一种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与工程,人们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看病就医是每个人享有的权力,医疗在其中起着维护人们身心健康的作用。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关系着一个国家的人们健康情况,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与幸福指数。新时期我国经济的发展变化,决定医疗事业也要随之进行改革,下面我们将讨论我国的医改工作。
(一)医疗活动的价值取向偏离
价值取向是一个人价值观的体现。医务活动的宗旨是以患者病人的根本利益为中心,使病人花费最少的金钱治好病痛,以维护患者的身心健康为目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生活得到了全面提高,但是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仍然存在,一些社会毒瘤仍然污染着社会环境。受不良社会风气的严重影响,部分医生的职业道德素质有所下降,以权谋私,收取红包现金的贿赂,利令智昏的医生大有人在。
2013年是医疗事业的多事之秋,许多不公平的医院现象被暴露,被媒体曝光,严重影响了医疗工作人员在公众的友好形象。9月初央视披露天津多家医院抢夺婴儿的“第一口奶”,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一些生产奶粉的企业向医院兜售奶粉,婴儿长期饮用这些厂家的奶粉,产生了依赖性。医学上提倡新生婴儿最好是通过母乳喂养,但是医院的争夺,使婴儿对这些企业生产的奶粉产生了依赖性,导致坚持母乳喂养很难进行。在这其中医院是获利较大的一方,等于医院推销这些企业的奶粉,医院同样获得利润。这种医务人员追逐名利,既是对婴儿身体健康的不负责,更是对白衣天使的亵渎[1]。经过曝光后,天津市政府对违规医务人员获得的不法资金全部收缴,政府此次的制裁行为得到人们的一致称赞。
(二)医务人员思想落后
现如今有些医生不顾及患者的感受,不管哪种方式能治好病痛,就向患者推荐哪种治疗方式,而且有些治疗方式费用昂贵,患者根本承受不起。不根据病人的病情状况,盲目地向病人推荐常规的治疗方法,治疗时间漫长,效果慢,使病人备受煎熬。采用传统的治疗方式,不擅长使用新型的医疗技术,简单地依靠服药打点滴的方式。
(三)过分地依赖医疗设备
新型的医疗设备为医生减少了工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医疗设备能够快速检查出患者的病症,更科学地检查出患病的部位。现在的医生针对前来就诊的患者第一件事情就是推荐其先做个检查,整个看病过程离不开医疗设备。过分地依赖医疗设备,久而久之医生慢慢会把专业的亲身实践的医疗知识淡忘,不能把实用有效的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结合起来,一味地依赖医疗设备会使医生变得消极怠慢懒惰。
(四)机制体制不健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靠市场实现资源配置。我国的一些医院如今还在实行过去的计划运作,依靠过去的计划实现医务人员的分配,按照过去的生产资料的分配制已不能满足人员的需求,不符合大多数人员的利益,引起工作人员的抱怨不满。广大医务人员对改革的认识不够,思想观念滞后,不思进取。不积极参加医改的工作活动,不重视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培养[2]。
(一)引导医务人员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
面对不良的社会风气,就要使医务人员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开展专业医师职业道德素质修养的学习活动,开展关于医改的听证会,认真听取病人患者及社会各方的意见与建议,使广大医务工作人员了解作为一个医学行业的人员的职责,以及如何处理好与病患者的关系,努力促使医务人员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形成良好和谐的医疗环境。把病人当做是亲人来看待,认识到病患者与医生护理人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切实维护患者的根本利益,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对待病者态度心平气和,关心病患者,了解他们的需要,改善医院环境与不合理的规定,使患者病人真正感受到医院仿佛是温暖的家庭的温馨感觉,使他们真正体会到医务人员对他们的关心与呵护,亲人般的温暖与照顾。加强个人素质修养,不与他人同流合污,清廉奉节,公平公正,在日常工作中恪尽职守,严于律己,始终坚持一个自己是一名医生,是一名服务者的工作原则,把患者当做是顾客,贴心的朋友,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医务工作人员。廉洁奉公,不收取任何病人的任何作为感谢的酬劳。
(二)建立健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医疗体制机制
针对当今医疗体制机制引起的思想波动,需要建立健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医疗体制机制来解决。逐渐弃除过去落后的计划性经济的框架,加强市场竞争力的影响,合理分配医务岗位与职责,通过各医院之间的互相借鉴学习,使其知道新医改背景下进行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与实践的重要性,召开会议使每个人员为科学的体制机制构建积极建言献策,付之行动。从认识和形式上改变思想观念,形成一套统一完善的改革理论与实践体系。
(三)改变医务人员思想落后的现象
看病就医是每个公民享有的权力,必定会花费一笔巨额的医疗费用。医院也是事业单位,也需要资源的分配来运营。避免出现医院把金钱视为一切,没有金钱就不能看病的旧观念。医务人员衡量好金钱与工作职责的关系,处理好医患之间的关系,适当放宽对承担不起医疗费用的患者支付期限。认识到人命关天,作为一名医护人员不能把患者的生死置之度外[3]。秉承做合格的人们放心的医院,做合格待患者如亲人与医德高尚的医生为理念,改变那些自私自利、顽固的落后思想。如鼓励病人回医院打工还债就是一种很好的办法,病人靠在医院打工的工资支付费用,避免了因支付不起费用与医院造成的尴尬局面,这种思想方式是正常的医患关系的回归,改变了医院在患者、金钱费用之间的认识想法。
结束语:从上述可知,我国医院思想政治工作还存在着价值取向偏离,医务人员思想落后,过分地依赖医疗设备,机制体制不健全的现象。医院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与实践应该依托新时期的医改背景,需要引导医务人员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建立健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医疗体制机制,改变医务人员落后的现象等措施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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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是青年中的佼佼者,肩负着人民的希望,是实现“中国梦”的中坚力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中国梦”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梦”作为一个新的时代口号,不仅占据了电视、报纸等传统的新闻舆论媒体的阵地,也充斥着微博、微信等新兴的社交媒介。中国梦经历了百年沧桑,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一致的,所以把“中国梦”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个民族也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到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建成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关于“中国梦”的阐述,这一阐述既内在的蕴含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传统精髓,又体现了当今科学发展的新理念,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新任务。把“中国梦”的教育融入到思想政治及教育中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也能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
梦想,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前行奋进的灯塔,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的梦想。在党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新一届集体参观《复兴之路》的展览时说:“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集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1]
中华民族曾经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人类进步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到了近代,中国却逐渐走向衰落,并屡次遭受屈辱,历经了各种各样的磨难,甚至面临着继续生存的危机。鸦片战争170多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实现“中国梦”一定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经过党和人民的不断努力,我们找到了这条科学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
“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梦”的根本要求,相应地,“中国梦”也呈现出这个阶段的诸多重要时代特征。一是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的“实力特征”。“中国梦”的第一要义,就是实现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二是社会和谐进一步提升的“幸福特征”。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圆“中国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指数;三是中华文明在复兴中进一步演进的“文明特征”。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几千年来不断延续、传承至今的文明,但要体现现代文明色彩,就必须超越数千年来创造的农耕文明形态;四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价值特征”。《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中国梦”具有多个维度,而其价值维度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民族自强是中华儿女心中惊心动魄、跌宕起伏而又波澜壮阔的“中国梦”。中国梦历经沧桑,经受了火与血的洗礼;中国梦印刻着中国的屈辱与自尊,中国梦承载着整个民族伟大复兴的意愿。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生力量,即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用中国梦引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确保大学生坚定有力的走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可谓是任重道远。
当今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大学时期又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期,当代大学生具有思想开放、善于表现、视野开阔、创造性强的特点,但是他们又是自我意识强,喜欢捕捉新思想、新潮流,能够迅速地接受新事物。这些又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挑战,因此,把“中国梦”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首先,“中国梦”是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也是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它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可以激励人们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克服种种磨难。当每个人将自己的梦想与“中国梦”相结合,那么“中国梦”也就有了实现的奋斗力量。“中国梦”的学习和讨论可以在大学生中形成一种信念,只要为了梦想不断努力奋斗,就可以获得成功,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样就有了一种精神动力,它要求每一个中国人都用自己的勇气、智慧和创造精神去争取美好的生活。在学校里,学习和践行“中国梦”,可以营造出一种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在这样的氛围渲染下,广大学生就会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有了积极的人生态度就不怕他们不会去努力了。
其次,中国梦具有一定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刚刚接触到复杂社会的大学生难免会被这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所吸引,如果不及时对他们加以引导就会形成各种偏离主流文化的影响。“中国梦”的教育学习可以让他们对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进行思考,同时也会引起他们的共鸣,在追求中国梦的过程中会不断地涌现出一些先进的人物和事迹,这些都是对广大青年大学生的一种引导和规范,我们不能忽视榜样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中国梦”还是一种价值观念,观念的东西得到大学生认同后,就会激发出巨大的力量,激励着大学生去追求真理、探索科学,在学校内形成优良的学风。[3]
最后,“中国梦”还具有凝聚功能。“中国梦”形成的凝聚力,促使大学生向着共同的目标迈进,从而形成核心竞争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个人的奋斗发展与全民族的奋斗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让人民群众自己当家做主实现自己的发展,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国梦”能够满足大学生追求进步的精神欲望,从而在大学生群体中形成一种向心力,也就是凝聚力。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中国梦”的途径选择
(一)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体地位
课堂教学仍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充分发挥其主体地位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中国梦”的教育也不例外,在课堂教学中融入中国梦的教育是主要的途径。大学生对自己的未来有着强烈的期待,对大学生进行“中国梦”的教育不仅可以让他们深入了解“中国梦”的深刻内涵,还会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学习和生活态度。大学生具有活力,他们有勇气不怕失败,所以会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不断地努力。在课堂教学中,老师要让学生深刻理解自己与“中国梦”的关系,了解其内涵,让他们明白“中国梦”就是他们自己的成才梦、创新梦和报国梦。老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和学生一起探讨我国的发展成就,让他们能都清楚地意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大必须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共同强大。让他们坚信:我们有着正确的理论指导,有着强大的思想动力,也有着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实现“中国梦”不会只是纸上谈兵,我们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合理利用校园媒体的宣传作用
高校都有着各具特色的媒体,如校报、校园广播、校园网、海报宣传栏,进行“中国梦”教育时应该充分利用这些宣传平台,加强校园舆论宣传。我们可以通过校报、海报、校刊等刊登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形象生动的展示“中国梦”的现实性,也可以利用周末或者班团活动的时间来观看一些记录片,让大学生受到熏陶和感染。此外,还可以通过校园网,微博等社交方式组织学习讨论,增强他们的自我学习能力,让他们在讨论中学到知识,在讨论中深化理解。
(三)大力推进“中国梦”主题的校园文化建设
“中国梦”主题的校园文化建设,可以在学校内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让广大学生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下,组织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如:征文比赛、演讲比赛、摄影大赛、主题班会、以“中国梦我的梦”主题的班团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当然,还要将“中国梦”的时代内涵展现在校园网、校园海报、宣传橱窗、宣传横幅中,利用丰富详实的图片资料和优美的文字表述,通过健康的信息传递,提升校园文化品质,提升大学生对“中国梦”的认同感。[4]通过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中国梦”主题校园文化活动,实现“中国梦”教育的形象化、生动化、生活化,增强大学生对“中国梦”的亲近感和信任度,引导大学生自觉地把“中国梦”与自己的梦结合起来,激励学生自觉加强专业学习,积极投身于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去。
(四)积极开展社团活动,发挥其重要的辅助作用
高校学生社团在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社团开展的活动也是高校第二课堂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梦”与社团活动的结合可以充分发挥社团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辅助作用。学生们积极参与各种社团活动,不同类型的社团中可以开展不同的活动,在社团中可以进行“中国梦”的理论的学习,也可以通过社团活动深刻体会到中国人民为了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前赴后继不断拼搏,这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唤醒他们的主体意识,增强其责任感和使命感。学校应该重视社团的建设和发展,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成立新的社团,一些专门进行理论研究的社团也是很必要的,用中国梦引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并融入到大学生的社团活动中去。
(五)大力弘扬先进典型,发挥其积极的模范作用
我们不能忽视榜样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榜样的力量是强大的,可以通过这些先进典型传递正能量。在大学生中进行“中国梦”教育,要培育和树立先进典型,以期起到积极的模范作用。通过学生会、学生社团等学生组织,自觉培育树立践行“中国梦”的先进典型,一方面可以传播放大立德树人的正能量,用“中国梦”凝聚强大精神能量,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等活动;另一方面可以激励广大学生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引导学生聚精会神学本领,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负重任的栋梁之材,[5]引导学生坚信“中国梦”,积极投身“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
“中国梦”的提出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丰富和创新,是理想信念教育体系的重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6]实现“中国梦”,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不断奋斗,需要全体中国人扎扎实实埋头苦干,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需要每一个人胸怀理想、脚踏实地、奋起拼搏,需要每一个人用勤劳双手创造未来,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然而,用中国梦引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实践命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浅谈“中国梦”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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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哲学思想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通常的观点认为,《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的代表作,其中《矛盾论》体现了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打击精心准备的:浅谈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哲学体系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众所周知,辩证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的灵魂,也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精髓,回顾20世纪的中国,毛泽东堪称一位伟大的人物,毛泽东不仅在政治、军事、以及经济领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解放和领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在文学、历史、哲学等领域有着很高端建树,尤其是在哲学领域,毛泽东的对哲学的兴趣、研究以及成就,在世界各国领袖之中无疑是具有突出的地位的,而辩证法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自然也是我们应该重点回顾、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试通过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理论来源、在实践中的运用以及毛泽东辩证法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三个角度,来探讨关于毛泽东辩证法的一些内容。
关键词:毛泽东 辩证法思想 哲学思想
关于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理论来源,我想应当有中外两个途径。首先,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因此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马、恩二人的辩证法思想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形成有着最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其根本来源。1920年,毛泽东就接触到了《共产党宣言》,这是毛泽东接触到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列宁对于《共产党宣言》有这样的描述:“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思想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肩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对于毛而言,其中的阶级斗争理论对他影响最大。从此,毛泽东将马、恩二人的阶级斗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直伴随毛泽东一生。
除了《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对《资本论》也情有独钟,众所周知,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毛泽东在《矛盾论》和《实践论》中对此作了很好地阐述和发展。而对立统一规律作为逻辑思维的根本规律来运用,就是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显然,这也对毛泽东此后的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毛泽东对恩格斯的著作也比较关注,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对他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有不可或缺的影响,也是他辩证法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毛泽东的文章很少有对马列主义理论原文的大量引用,但对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个例外。
可见这部著作对毛泽东影响之深。在列宁的思想中,他读的最多的是《“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毛泽东在学习汲取了列宁思想精华的同时,积极进行自我的思想创新,创作了《矛盾论》和《实践论》两部著作,学习、传承、丰富和发展了列宁主义。另外,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哲学也对毛辩证法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而中国传统哲学同样也是毛辩证法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与同类别的西方思想相比较,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在辩证方面表现得更加丰富明显,以《易经》为圭臬的逻辑辩证法一直是中国古代先贤考虑问题、解决问题的主要逻辑方法,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相当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而这种深厚的辩证法文化底蕴对自小在私塾求学、饱读诗书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实际上,毛泽东深谙孔孟老庄、荀子、墨子、朱熹、张载等人的古代辩证法,这些思想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领袖,十分重视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各项工作中去。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可以说是其辩证法的实践的经典案例。除此之外,毛泽东也将其辩证法思想运用于国家经济、政治、制度建设中去,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矛盾分析法”、“一分为二”、“两分法、两点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多谋善断、不失时机”、“留有余地”、“一般与个别相结合”、“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抓典型”、“解剖麻雀”、“一切经过试验”、 “弹钢琴”、“抓两头带中间”、“胸中有数”、“从坏处着想和向好处争取”、“区别情况”、“分类指导”、 “波浪式前进”等大量生动的方法论表述都是毛泽东辩证法实践的表现。实际上.毛泽东的革命活动以及由他领导的伟大实践远比这些表述更为生动、更加丰富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客观辩证法是朦胧的、混沌的.主观辩证法使辩证法的系统逻辑化,实践的辩证法是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统一,是客观辩证法的自觉形态。毛泽东的伟大革命实践就是实践的辩证法。它是唯物辩证法理论的实现,也是唯物辩证法的最高形态。毛泽东的伟大革命实践就是一个没有终结的体系,是对唯物辩证法最为系统的阐述.但这种阐述不是借助于文字,而是借助于历史。
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对唯物辩证法的也有着巨大的理论贡献。首先,毛泽东明确的指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并且将这一对立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总结为“两个对子”,从而更加有力地开展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斗争。虽然马、恩二人也曾尝试阐述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但他们二人更多的是把形而上学的孤立、静止、片面的方法论作为批驳的对象,列宁也没有能够明确的论证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而毛泽东则从世界观的角度,系统的阐述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大理论贡献。其次,在列宁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意义,毛泽东系统地论证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间的辩证关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矛盾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间的辩证关系,从矛盾的运动和转化的关系中,阐明了这一核心规律的重要意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进一步完善。第三,毛泽东系统论证了矛盾推动事物发展的原理。毛泽东提出,食物运动发展的原因包括内因和外因,其中内因是根本,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指出了内因才是事物发展的根本依据,使得黑格尔以来的事物运动规律有了真正合理的解释。
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有着丰富的来源和丰富的理论实践,而这些理论和实践,又促进和巩固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重要地位,要理解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要求我们也要具有辩证法的意识,在实践中认识这一理论,在实践中发展这一理论,才能真正领会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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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并使学生的心理机能能得到发展的教学方法。情境教学法的核心在于激发学生的情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如何在高中思想政治课中运用情境教学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情境教学法是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方法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法,有效地运用情境教学法,提高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果,就需要我们准确在高中思想政治课中运用情境教学法。
(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情境教学法在高中思想政治课运用的哲学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认识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感性认识只是认识的低水平阶段,要通过实践向理性认识飞跃才进入认识的高水平阶段。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理论性比较强,高中生由于生活经历和知识水平的限制,理解起来较难,如果套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学生无法获良好的感性认识,更不用说上升到理性认识即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因此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过程中,应该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出发,营造让学生获得感性认识的良好氛围,抓住时机促进学生的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
(二)情境学习理论:学习是一种真实情境中的实践参与
情境学习理论是情境教学法在高中思想政治课运用的教育学依据。情境学习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知识是有情境性的,学习的过程就是在真实情境中的实践参与过程。这种理论明确提出了知识意义建构的途径是个体在教师创设的真实情境中亲自参与实践活动,离开了个体生活的真实情境,离开了实践活动来谈学习是毫无意义的。由此,从情境学习理论的视角来看,教师教学的重点应该放在为学生创设真实的生活情境,营造用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氛围,引导学生在情境中理解、内化、运用知识。
(一)设置形象情境,增强教学的直观性
高中思想政治课的部分教材内容比较抽象,高中生不容易懂,学生对难以理解的东西很难产生兴趣。所以教师在情境设置的过程中应该注重情境的形象性。具体来说,可以通过图画、视频、音乐、电影等方式来增强教学内容的直观性,通过形象的情境来增强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在讲授经济生活的第二课第二框《价格变动的影响》就可以播放视频新闻:2009年,由于某种原因,猪肉价格上涨,人们纷纷买鱼肉、鸡肉,导致养鱼厂和养鸡厂改变了生产的策略,大量生产。
然后设问:1.猪肉和鱼肉有什么关系(互为什么商品)?2.猪肉价格上涨,人们为什么纷纷买鱼肉,鸡肉?用教材“价格变动对消费的影响”有关知识来回答。3.养鱼厂和养鸡厂为什么改变生产策略?用“价格变动对生产的影响”来回答?学生看完视频后非常的兴奋,讨论也非常积极,主要是因为视频把学生带回了生活,浅化了知识难点,让他们感觉到这些知识与自己的生活相关联,理解起来不难,而且还对自己的生活有帮助,觉得学起来有价值。
(二)设置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问题是教学的心脏。”教学问题往往能够把学生从睡梦中唤醒,把难啃的书本知识变成具体的小问题。学生在思考问题的过程其实就是理解教材内容的过程,问题解决的过程其实就是教材内容向自身认知结构的内化过程。当然问题的创设要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难度问题,不能太难,也不能太容易,要符合学生最近发展区。另一方面是情境要真实,也即问题要符合生活现实,不能让学生觉得假大空。例如在讲经济生活第六课第一框《储蓄存款和商业银行》,就可以设置以下问题情境:1.刚过完年,同学们收了很多红包,一般情况下你们会怎么处置这些红包?有些同学就会说消费,有的同学会说存款,教师就要把问题引导到存款上来,然后再设问:2.同学们谁有存款的经历,能给大家分享么?通过同学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大家介绍存款的过程,教师从中点出储蓄存款的概念,既顺水推舟,又让学生理解起来容易,不用死记硬背,通过一个例子就记住了。
(三)设置活动情境,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
任何知识的内化都离不开实践的参与。在思想政治课堂教学实践活动中,学生通过情感体验这个通道,自觉地去学习、领悟高中思想政治教材内容,积极的情感会推动学生尝试运用这些知识尝解决活动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如果解决了,就获得更愉悦的情感体验,学习兴趣得以提高并延续,把尝试变成行为习惯。比如在经济生活第六课第二框《股票、债券和保险》中,可以设置这样的情境:开出租车的黄先生,月工资3000,女儿读高一,妻子在家待业,家里有个七十岁的老母亲,身体状况欠佳,每月还要还房贷1200元。“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钞票越来越难赚……”,“物价涨得那么快,我家有现金10万,也想搞点投资,可是不知道怎么办!”。
活动环节:“我是推销员”,全班分为股票、债券、保险3个投资产品推销组,老师代表黄先生一家。每个组结合教材知识进行讨论,如何根据教材的相关知识,组织语言向黄先生进行推销,最后选出代表上台推销展示。在推销展示的时候,要求小组代表面向全班同学,然后以推销员的身份进行解说。这就不能只是照搬书本知识,还要对书本知识进行加工,以演讲的方式说出来,比如股票的优势有哪些、特点有哪些、到哪里买得到,收益在哪里等等,只有这样才会有让黄先生买你家股票的优势。
这个活动不仅能够让全班都参与进来,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帮助黄先生解决现实难题,另外还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其实在推销的过程就是学生自己展示自己对教材知识的理解过程,最后教师不用重复再讲知识点,只是把学生漏讲的、误讲的补充和纠正一下就行了。这样才真正做到了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学习的促进者。
情境教学法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有时候是以上几种方法综合运用。这就需要思想政治课教师掌握各种教育方法的的特点和运用条件,有效地将情境教学法与其他教学方法合理地融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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